批评的重负

　　□书评人 张定浩

　　在批评随笔集《必须冒犯观众》的后记里，李静说“经过十余年的批评写作，我才确切地知道自己并不适合批评写作。批评家需要轻盈、博识和系统知识，我的视线却沉重、集中，缺少对系统知识的兴趣”。从这本书中，人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某种沉重和集中之物，它关乎对当代中国文学同质化和庸俗化倾向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两位作家（王小波和木心）的长久珍重。这种不满和珍重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它或许过于沉郁，久而久之，甚至连作者都有些难以忍受，以至于占据将近半壁篇幅的剧评遂成为一种逃逸。

　　这些写于过去十年间的文字，给予我巨大共鸣，原来我对当代中国文学整体上的糟糕观感并非个人的褊狭或洞见。在写于2006年的一篇名为《卑从的艺术与自由的艺术》的文章里，她假想那位曾呼吁读者唯有先信任作者方能感受其卓尔不群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怀揣这样的良好愿望，走进我们的当代文学，“我看见她在大量的作品前停了下来，眉头微蹙，羞红了脸庞，喃喃自语：错了，哪里是卓尔不群……”

　　几乎所有的现代批评大家都反复教育读者要信任那些作者，先怀抱热爱，才能有所收获；几乎所有现代批评杰作都是对优异的辨识、召唤、理解乃至欲求。但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具体境遇中，怀揣这样纯正文学批评教养的李静看到的现实状况，却是与之相反的恶性循环，“安全低智的世故写作、饭碗写作和趋时写作是因为得到了发表机制和批评机制旷日持久的庇护鼓励才发展壮大，而文学批评的乏善可陈，则是由于文学创作的才华短缺与精神贫乏。既然文学创作已不能深刻地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那么以此为对象的文学批评当然亦复如是”。

　　李静也时常谈及某种迥异于社会道德的、属于艺术自有的严苛道德，它关乎彻底的爱和精神的自由，我想每个怀抱这样艺术道德的人，在当代中国文学面前，都会遭遇和她相似的困境。但有可能存在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在我想来，除了逃逸到另一个更为喜爱的空间之外，或许还应该有别的选择，就是再度把视线投向自身，就是在这样即便很多年都不会好转的文学空间里，作为一个还乐意尝试文学批评的、诚实的写作者，我们自己该怎么办？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作为批评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从旁观者的角度泛泛指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是用自身的存在去尝试联通那些被割裂之物，在一团混乱中努力认识和理清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关系，这是一代代批评家最为光荣的任务，也是职责所在。

　　因此，我觉得，倘若批评一定要冒犯一些什么人，那么它所致力冒犯的对象，既不是糟糕的作者也不是文雅的观众，而恰恰是那些从事批评写作的同行；批评家要着力改变也有可能改变的生态，不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的生态，而是他身在其中的批评的生态。这或许是批评家最终要承担的重负，它既是沉重的，却也有可能是轻盈的，因为这个承担重负的人，这个有愿望令自己上升的人，始终面对一片比双足所立的方寸之地更为广阔和浩瀚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