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 新自由主义向死而生？

　　自2008年以来，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但是关键在于，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危机？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也有人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还有人认为这是一场道德危机。

　　在反思这场危机的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的《宇宙的主宰》为我们回顾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非常值得一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积极向集体主义靠拢，政府干预、政府计划和福利国家成了“战后共识”。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料想到，仅仅30年之后，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又重新成了英美两国政策思维的核心。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宇宙的主宰》给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答案。

　　根据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对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这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有点像一场橄榄球赛：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出球，以贩卖思想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传给意识形态企业家和记者，后者再把球通过遍布全球的智库网络传给政治家，再由政治家们利用适当的政治经济形势“达阵得分”。在这个过程中，以智库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网络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

　　在一开始，只有三个人奋勇地挺身而出，孤零零地与集体主义和大政府潮流进行抗争，他们就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波普尔认为，任何鼓吹集体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米塞斯则宣称官僚机构是不可能自我约束的；哈耶克则强调，计划是不可行的，任何有一丁点儿计划倾向的公共政策都是“通往奴役之路”。正如斯特德曼·琼斯所指出的，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可谓不折不扣的异端，那么，他们的思想为什么能够对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原因很多，例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坚定信念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安东尼·费舍尔等人的资助、经济形势的变化、政治领袖的皈依，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和吸引力。虽然到了今天，“新自由主义”一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书对“新自由主义”辨析也相当精彩），而且后期的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都不愿意别人把自己称为“新自由主义者”，但是，回到哈耶克最初创办朝圣山学社之时，这个词还是很受欢迎的，所有反对大政府、反对新政、反对极权主义的人都可以聚集到这个口号之下。

　　继哈耶克之后成为新自由主义运动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立场比哈耶克更加彻底，他强调只有自由市场才是符合道德的，认为诸如学校、桥梁和道路等公共设施都应该由私人投资建设运营。弗里德曼意志非常坚定，而且极具个人魅力，同时还拥有把自己的信念传递给他人的强大天赋，他的努力是新自由主义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

　　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活动与新自由主义智库密不可分（朝圣山学社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智库）。跨越大西洋两岸的智库网络，把思想大师、学者、工商企业家、意识形态企业家、新闻记者、政治家，以及同情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民众凝结成了强大的力量，并成功地使得许多新自由主义观念变成了所有政治派别都乐意引用的常识性假设。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在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英国和美国得以实施的过程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期以来并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所取得的压倒性的胜利，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丹尼尔·斯特德曼·琼斯成功地描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至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由死而生，由小变大的历史过程，出色地揭示了新自由主义运动胜利的复杂性、偶然性和模糊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似乎又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了。它会不会再次向死而生？

　　□贾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