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哈耶克与老子的路径思考

　　老子所标榜的似是而非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乌托邦理想，与哈耶克所倡导维护的既要“奉有余”也要“补不足”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其实是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驰的。

　　韦森教授新近出版的《重读哈耶克》的代导论《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他此前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文新版所写的导言；其中引用的篇首题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出自《尚书·周书》的“泰誓下”。这让我联想到曹禺创作于1936年的四幕剧《日出》，其在正文之前先是引用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总体上看，曹禺在《日出》中展现了三个层级的社会形态：第一个层级是由潘月亭主导的“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社会。第二个层级是由一手抓权一手抓钱的“阎王”加“财神”的官商大佬金八，主宰操纵的既要“损有余”又要“损不足”的人间地狱。第三个层级是由方达生连同砸夯工人所代表、所追求的号称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乌托邦式彼岸天堂。

　　随着潘月亭的大丰银行破产倒闭，被曹禺和自传性人物方达生歌颂为拥有阳光天堂的砸夯工人，必然要沦落为像黄省三那样下岗失业、走投无路的不足者。套用哈耶克的话说，第三层级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一旦强制性地付诸实现，必然是比金八所主宰的既要“损有余”又要“损不足”的人间地狱更加恐怖黑暗的“奴役之路”。

　　为包括曹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所不愿意虚心接受的社会现实是：在《日出》所呈现的三个层级的社会形态之外，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设完善了另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家坚决维护的既要“奉有余”也要“补不足”的社会。

　　在《通向奴役之路》第二章篇首，哈耶克引用了诗人荷尔德林的经典语录：“总是使得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人事，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样一句经典语录在曹禺身上，得到的是最具说服力的事实验证。

　　一直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儒教先知加抒情诗人的特权身份创作宗教化戏剧的曹禺，上世纪50年代之后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等戏剧，再也没有贯穿于《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艳阳天》之中的被他形容为“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生命张力和艺术魅力。

　　参照哈耶克所描述的多层级、多元化、多维度的自由路径和价值思考，以及胡适所提出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我在新近出版的《曹禺：戏里戏外》、《北大教授与〈新青年〉》等多部作品中，归纳概括出了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共同价值四要素：第一要素是个人层级的自由自治；第二要素是二人世界及当事双方之间的契约平等；第三要素是公民社会的民主法治；第四要素是政治制度及政权建设层级上限权。

　　在我看来，1840年之前的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框架，完全不存在所谓天人合一的中庸美好，无所不在的其实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以天为本、天人对立。能够享受天人合一的特殊权力的，只有以天子自居并且像金八那样一手抓权一手抓钱的皇帝、准皇帝，以及像方达生那样自以为掌握着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天道天理的儒教先知帝王师。历史上，绝大多数连读书识字的机会都享受不到的中国人，所面临的是随时随地像代罪羔羊一样被抄家征地、罚没财产、充军当差、砍头示众、灭门抄斩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悲惨命运。老子所标榜的似是而非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乌托邦理想，比起他谴责诅咒的“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社会来说，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反人类方面，表现得更加恐怖黑暗；与哈耶克所倡导维护的既要“奉有余”也要“补不足”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社会，其实是格格不入甚至于背道而驰的。

　　□张耀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