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上性命的战地报道

　　拨通战地记者、自由撰稿人佛兰西斯卡·波丽的电话时，她正在从巴勒斯坦加沙返回安姆安拉的路上。

　　上周，她还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在叙利亚的两年，波丽完成了一本关于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的书；她是第一个报道阿勒颇轰炸的记者；美国记者弗利被极端组织ISIS斩首杀害的前几天，波丽还跟他见过面。“在战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也可能被绑架，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死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为了愚蠢而死。”波丽说。

　　多数战地记者没有“东家”

　　中东的黄沙中，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被身穿黑衣的极端分子斩首。

　　“我认识弗利。我们都是自由撰稿人，在叙利亚阿勒颇共事过。”来自意大利的自由撰稿人佛兰西斯卡·波丽对新京报记者说。她在叙利亚呆了两年。

　　在斩杀弗利的视频中，恐怖分子还威胁杀害另外一名美国记者斯蒂文·索特罗夫。唯一的好消息是，被另一伙叙利亚极端分子绑架近两年的记者彼得·柯蒂斯获释。柯蒂斯同样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媒体工作。

　　波丽说，目前在叙利亚，95%的战地新闻工作者都是自由撰稿人记者，只有5%隶属于某一媒体。

　　波丽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自己的辛酸：如今，大部分媒体都无法负担全职记者在战地的费用，而依赖自由撰稿人可以花更少的钱，也不用出保险、安全等费用。

　　因为待遇低，自由撰稿人只好铤而走险，冒一些额外的风险，比如不雇用翻译，住在廉价的旅馆里。

　　“如果你碰巧受伤了，会有一种希望死掉的冲动，因为你负担不起这种伤病。”波丽说。

　　“记者无国界”组织试图帮助这些自由撰稿人，给他们保护盾牌和GPS设备，提供安全培训课程。但是，仍然有大量的自由撰稿人为了省钱，毫无保护地出门采访，雇用廉价却毫无经验的向导。

　　新技术改变了全球媒体业，即使是战地记者这个行当也如此。只要有一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张飞机票，就有希望成为一个战地记者，至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波丽说，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竞争，更低的稿费。一篇稿子一般只有70美元，和写一篇贝卢斯科尼的花边新闻的稿费一样，即使你身在叙利亚这样危险的地方，也没有区别。

　　一次又一次赴战地的“疯子”

　　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在2011年痛失好友。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蒂姆·赫瑟林顿在利比亚城市米苏拉塔被弹片击中身亡。他和荣格尔曾经合作导演过一部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雷斯特雷波》。

　　近20年来，荣格尔一直在一线报道战争。在杂志《GQ》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荣格尔说，他曾经以为自己懂得战争：巴尔干半岛、西非和阿富汗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他曾经看着士兵中弹死去，自己也曾受过伤，也写过反映驻阿美军的书籍。但是，赫瑟林顿的死，让他对战争变得迷茫了。

　　新闻界痛失的不仅有蒂姆·赫瑟林顿，还有其他很多传奇的战地记者。

　　如生前担任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资深战地新闻记者的“独眼”女记者玛丽·科尔文。2012年2月22日，在叙利亚政府军炮击霍姆斯市时被炸身亡，与她一起遇难的还有法国摄影记者奥奇利克。

　　美国媒体称，一些老记者承认，大新闻带来的荣耀通常比新闻本身更吸引他们。战地记者们被说成疯子，但是随之而来的奖项又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返回战争之地。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组织的数据，2012年是战地记者遇害最多的年份，有70名记者确认被杀，还有更多人失踪，大部分在叙利亚，新闻工作者在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

　　记者也成为被攻击目标

　　在荣格尔刚刚成为战地记者的时候，记者们穿着写有“媒体”的蓝色背心，多少能获得一些保护。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战地记者斯考特·安德森回忆说，在萨尔瓦多，在车上贴“电视”或者“媒体”的标签，可以在无人区内疾驰。但是到了前南地区，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再贴这样的标签，无疑就是在牛眼前摆弄红布。

　　安德森的印象中，塞尔维亚武装人员发现，攻击记者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坏的影响。一旦战事扩大，战地记者就变得更加弱势。

　　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女摄影记者林赛·安德罗伊曾经两次被绑架，第一次是2004年在伊拉克，第二次是2011年在利比亚。两次她都幸运地逃了出来。“毫无疑问，现在的记者就是被攻击的目标。”

　　2011年8月，利比亚推翻卡扎菲的武装运动进入最后阶段，反对派武装人员攻入的黎波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年轻记者迈尔斯·阿莫尔跟他们在一起，他被政府军的狙击手击中了头部。幸运的是，他戴着一种高级头盔，虽被击中却没有受伤。

　　阿莫尔从地上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继续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卡扎菲住宅的记者。

　　但是，阿莫尔的“世界独家新闻”被放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内页中，而报纸当天的头版刊登的是阿莫尔险些丧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