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容“公捕公判”违背依法治国精神

　　■ 社论

　　未决犯游街示众公然违法是毋庸置疑的。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谁给了华容县将未决犯游街示众的权力？相关领导理应被究责。

　　以“依法治国”为主要议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进行之中，舆论普遍期待这次全会将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关键节点。 然而，在一些基层治理实践中，被人为异化的法治并不鲜见。昨日有数张视觉冲击力颇强的未决犯游街示众照片在微博热传。事后媒体证实该“公捕公判大会”的发生地就在位于湘北的华容县。据报道，10月17日举行的这次“公捕公判大会”，有16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公开拘留或公开逮捕，另有8名被告被公开宣判。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和公、检、法、司“四长”出席会议，5000多人观看了公判活动。

　　这样的未决犯游街示众并非华容县的“专利”，也非今年的新鲜事。以法治的视角观察，未决犯游街示众公然违法是毋庸置疑的。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谁给了华容县将未决犯游街示众的权力？16名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还被称为“嫌疑人”，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法院的依法审判，因此还不能将他们当作有罪的人来看待。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尊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侦查部门在执行逮捕或刑拘时，开始给嫌犯戴上头套。这一执行细节的作用正在于避免犯罪嫌疑人因为围观者过分注视，而感受到人格侮辱。

　　在法律性质上，刑拘和逮捕也非惩罚手段，而通常是侦查部门为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被刑拘或被逮捕的嫌疑人，事后被判无罪甚至未被公诉的，并不鲜见。就算这些嫌犯事后被判有罪，他们仍合法享有人格权。

　　将未决犯游街示众不仅无法可依，还曾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被最高司法机关三令五申地禁止。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就“再次重申”：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务必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

　　但多年来，示众式的“公捕公判大会”时见报端，相关领导却罕见被究责。这就是法治建设进入“深水区”后一个无法回避的坎——“以法治民”易，“依法治官难”！“坚决纠正”，谁来纠正？“追究责任”，谁来追究？这些问题不解决，司法权威和法律信仰就难以在普通百姓心中生根发芽。

　　华容“公捕公判大会”也蕴含着对当前法治生态的微妙隐喻。拘留、逮捕、宣判应由不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行使，“乱炖”在一个大会上进行，既不严肃，也不合法。宪法所确立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这样的“大会”上完全失去了司法应有的仪式感。

　　观察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如何，只要看看这个国家中被告人的境遇和法官受尊敬的程度就可以了。从华容县习以为常的“公捕公判大会”来看，法治中国还有待更强有力的“全面推进”措施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