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

　　依法治国应避免形式主义

　　新京报：你觉得此次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体现改革进步的亮点在哪里？

　　江平：司法改革方面，应该说跟之前有很大不同，或者说根本的不同。去行政化、去地方化都是正确方向。包括这次提出设立巡回法院，以及规定党政机关任何人都不得干预具体案件，否则记录在案，这对保证独立审判意义重大。

　　新京报：有种观点是，我国依法治国进程自1978年至今有两个里程碑，一个是1997年的十五大，第二个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你赞同这个提法吗？

　　江平：依法治国是长期任务，不能设想通过四中全会就能把依法治国的问题都解决了。法治，仍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做。

　　我知道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依法治国的一些考核标准，达成了多少指标算完成。要避免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形式主义）并不能真正触及依法治国的关键。

　　新京报：这次《决定》中提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体系跟过去法律体系一字之差，怎么理解这其中的区别？

　　江平：法律体系是静态的，法治体系则是动态的。所谓动态，就涵盖了法律的监督，全民的守法，法治教育，法治人才的培养。

　　这一改变，体现了对法律更全面的理解。

　　减少政府干预是改革追求目标

　　新京报：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你有何见解？

　　江平：凡是能够行使干预权力的人必然是领导干部，这是约束公权的表现。过去党政机关官员干预司法的问题很严重。如今凭着这条规定，法院可以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新京报：“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依法行政，对政府的权力做出限制，你怎么理解？

　　江平：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里很核心的东西，现在政府的权限实在太大了。对于私权，“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公权，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我国长期以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干涉过多，减少政府干预实际是改革一贯追求的目标。

　　要从理念阶段走向具体实施

　　新京报：本届全会指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设立宪法日、向宪法宣誓等，体现对宪法权威和尊严的尊重，你怎么看这些规定？

　　江平：把宪法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象征性的举动。实质依宪执政，还需要真正在法律框架内推动改革，真正脱离人治。

　　新京报：怎么理解依宪治国的含义？

　　江平：我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我们修改宪法，规定土地可以买卖租赁转让了，土地管理法也修改了。那时我是法律委员会的副主任，就问领导，民法通则怎么不改？领导说那两个都改了，这个就甭改了。这体现的是人治，并非依法治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啊。如果下面都这么做的话，本身宪法跟下面的基本法都有矛盾，法律的尊严何在？依宪治国还需要从理念走向具体的实施阶段。

　　抽象正义容易，具体正义难

　　新京报：这些年来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司法环境进步的一面，比如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你关注这类案件吗？有何感受？

　　江平：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此前三中全会也提出，司法界最高标准就是司法公正，让每个人都能对法院的判决感到具体的正义。这是个很高的标准，因为抽象的正义容易，具体的正义难，我们说人民满意可以，让每个人都满意，这就比较难。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是进步的很重要的标志。

　　新京报：那如何避免冤假错案的再发生和对已经发生的及时纠正呢？

　　江平：涉及具体正义的错误，我们还没能拿出很大的勇气来改正。现在冤假错案的追责，也只到办案人员，而非更高层级批准案件的人，他们可能是当地政法委官员，也可能是庭长、院长，甚至是高层级的院长。不涉及更高层级的官员，这种情况下治理冤假错案就困难重重。

　　新京报：这些案件中律师的角色越来越显眼，您怎么看待这个群体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江平：律师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晴雨表。总的来说，律师的环境有很大改变，但律师根本的问题——职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还没有完全解决。他们仍然属于司法权力中薄弱的一环，无法与检察院、法院这二者相比，这也表明我国法治状况还不理想，应该把律师地位的提高放在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来对待。　

　　现在我已接近完成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青年人接过接力棒，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