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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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问题要听听国家的声音
新京报: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引起了很大关注。
冯骥才: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文艺座谈会放在当代文艺发展史上来看,它带有里程碑的性质,因为它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一个全新的文化、社会背景下,谈论文艺最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次座谈会为什么反响这么强烈?
冯骥才:为什么说是关键的历史时刻。就是党和国家已经确定了,中华民族要复兴,那么文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放到什么位置?这时候是需要思考的。
说全新的环境,是因为现在是商品时代、消费时代。文艺、文化跟消费混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是乱象。这时候,文艺工作者不但要思考文艺与社会、与人民的关系,还要厘清文艺与商品的关系,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吗?文艺有没有自己的尊严?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文艺工作者思考,但又要听国家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会上,把这些问题都涉及了,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必然的。
新京报:会上,习近平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在的文艺工作者,怎么做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冯骥才:如果文艺工作者都陷到市场里,那是不可能扎根人民的。市场有它的规律,比如电视剧,现在谍战剧比较时兴,大家就都做谍战剧,找一点由头就开始编,完全成商业片了,这跟香港一些武打片一样,人物故事没有历史背景。除了文艺工作者不要陷在市场里,关键还要看文艺主管部门,把好的文化和商业度高的文化怎么摆。
“谈到这些书很有亲切感”
新京报:这次座谈会的规格很高,你在去之前,想到会由习近平主持吗?
冯骥才:十二三号吧,我接到通知,说中央要开一个关于文化工作方面的会,让我准备参加,没说哪个领导来。但我有种感觉是中央最高的领导,可能也是我心里有个期待,希望中央就文化领域一些根本问题讲一下。
新京报:会上和习近平有过交流吗?
冯骥才:他见我面还跟我说了两句。他说你还做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啊,我说是,我还做传统村落的保护。他说你做了很多的呼吁。我当时心里挺高兴的,他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呼吁他看见了、听见了。我当时说,你在这方面也讲了很多话,我们很注意,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新京报:会上还有什么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冯骥才:有个细节我很感动。他讲他到古巴去找海明威的故居,在海明威曾经写过东西的饭馆里吃了顿饭。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到国外去,也经常找作家、艺术家的故居。比如前两天我到俄罗斯,就去了契诃夫、普希金、马托娃的故居等等。我觉得,习主席很有文学情怀。
另外,他还有家国情怀。年初农村工作会议上,他讲到城镇化,对于那些传统的、古老的村落,他说传统文化要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个词是非常有深度的,我觉得他跟我们之间心有灵犀。
新京报:现在外界在流传习近平的书单,比如他在会上提到的《静静的顿河》、《红与黑》、《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你对这份书单有什么共鸣吗?
冯骥才:当然有共鸣。他提到的都是经典,都是那个时期我们最想读的。那时朋友之间如果聊到一本好书,自己要是没看,朋友都借给你,大家都是想办法把最好的书先看了。
警惕真文化变假文化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直关注古村落和非遗的保护,文化产业化对这两块的冲击有多大?
冯骥才: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就是旅游化的问题。有媒体报道,每天多少万人进这个村子,把村子变成娱乐城了,村落被破坏了。另外,旅游就要有足够的项目满足游客,就造了很多假的景点,编一些假的故事和歌舞。真文化变成假文化,这也是一种破坏。
非遗比如剪纸,有所谓“生产性保护”,就让很多地方的剪纸、木版年画产业化了。把木版改成机器,把剪纸用做好的模具冲,一冲就100张。之所以把剪纸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因为它的手工技艺,如果用机器压,就失去本身的属性了,造成了本质上的破坏。
新京报:在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很多文艺作品跟商业走得越来越近,你怎么看待?
冯骥才:这些年,我们把文化产业过分地放在一个和文化事业并列的地方是不合适的。现在我们一提文化事业就是文化产业。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我说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只谈文化产业,概念是成立的,但加上“化”就麻烦了,这个“化”不是名词,是动词。如果“化”的话,往往就把那些不能成为产业的文化,也变成产业了,说白了就是拿文化赚钱,或者误导人们只有能赚钱的文化才是有用的,那彻底地把文化的精神性、思想性、教化功能、对人的良性的影响的功能全抹去了。文化产业化的概念,是这些年里对文化的误导。
★互评
我是麦家的读者。麦家是很有才气的作家,我很喜欢他的书。他比我年轻,我希望麦家沉下心来,再拿出几部好的作品。我相信他还能写出好东西来。 ——冯骥才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 王蕴懿 李想
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郭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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