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亡照面

　　【编者按】

　　袁凌的新书《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是一本以记录死亡为主题的书，根据他的视线所及，记录下自己生命里见证过的九十九次死亡，为人、动物或是植物留下了遗言。在本文中，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始关注死亡，以及自己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历。

　　死亡是个隐形的同伴，通常待在我们投下的阴影中，不受注意。但有时会赶到前头，转过脸来，和你照面。

　　2001年春天，在重庆郊外一处李子树林里，死亡初次向我转过脸来。我抱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躺在一层潮湿的李花上阅读，完全没料到潜在的肺结核菌正在胸腔里爆发。走出树林，昏眩的阳光下，我忽然开始大口吐血，到第三口时，感到自己会当场身亡。

　　那是我初次与自己的隐形伴侣照面，他惊吓了我又闪开了。事后我想到写一本与死亡有关的书。书里没有提到这次经历，是我耳闻目睹的别人的死亡。或许我还没有勇气打量自己的死亡，想要通过记录他人来安抚自己。

　　但在安抚之外，也有一种算不上偿还的偿还。在与自己的隐形同伴照面之前，我像任何一个普通国人一样，经历了许多亲人、故旧和陌生人的死亡，不论是寻常老病，还是出于这块土地特有的贫困、暴力和不公。我从他们中间穿了过来，把他们留在现场。

　　外婆和母亲的去世包含了最多的无力感，我几乎是在很早之前就看到了她们身上背负的死亡，却无力替她们卸下来。还有其他很多乡土的弱者，他们像一束枯槁被暴力榨干，死后几乎不留气味。而那些凶神一样的家长、干部，以及各色强人，却经久不灭地活了下来，正像《圣经》里约伯的疑问：温柔的人灭绝，恶人却昌大。

　　我没有力量干预事态，只是记在心里。即使对于母亲走向死亡，记下来也是我唯一能做的。或许在树林中与死亡的初次照面，唤醒了身上存储的记忆，也带来了紧迫感。当我落笔的时候，发现记忆已经相互叠压，无法分别轻与重，贵与贱。我没有选择，只能一件一件记录下来。

　　这不是一本完整的小说，倒是一个开放的过程。随着在世日子的延续，我穿过了更多留在死亡现场的人，有些在我的乡土，有些则在城市和异乡。有大规模的死亡和名人，也有像青苔或玻璃上的一滴水渍无声去世的人。我打算一直记录下去，直到最终被我的隐形同伴挡住去路。

　　对于逝者们来说，这自然算不上真正的偿还，作为记录者的我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在那股淘汰良善与温柔的巨大力量中，有我的一份。旁观已经是同谋，及格是占用落伍者的机会，自己又负有罪孽。对于这些，我仍然只能记录下来。在良心的法庭上，我不是原告，只是一个污点证人。

　　稍许可以心安的是，这样的记录如同现场的救护，也是耗费心力的。死亡就是死亡，不论如何得不起眼，头脸也有着尖锐犄角。我不想渲染已经足够的恐惧与疼痛，只能用平和的笔触，尽量安抚记忆，像人们用丧歌和白色被单做的那样，给死神罩上柔和的面具。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让逝者褪去令人生畏的阴影，回到我们之中。这样的记录，或许带着忍心的外表，但忍住心肠并不容易。

　　漫长的记录持续了十三年。2014年春天书籍临近出版，我增补了几位逝者的篇章，同时另写了一篇有关死亡的长散文，忽然感到心力到了一个临界点，脑神经受到了物理损伤。连续一周，思考任何问题都会引发疼痛，担心自己再也恢复不过来。以后大半年至今，我仍然没有完全走出密集叙述死亡陷入的心理低谷，也经历了现实人生的顿挫。我深切地感到，死亡的分量比日常可称量之物更沉，不能轻易拾起。

　　死亡本身，不会提供捡拾的力量。那次与隐形伴侣的照面中，我从他脸上，看不到任何希望。必须另寻出处。

　　因此在记录死亡的年月中，我一直在摸索另一条记忆的脉络。关于出生、养育和成长，其中也包含了离别、悲伤和欠缺，却固有万千生机。这条脉络从自身发端，牵连触及到成长历程中更多的人性、器物和风俗，我想和记录死亡一样，把它们忠实地保留下来，串成生命的线索。

　　这是那个隐形伙伴的另一张脸。在死神没有表情的脸庞背后，含有生命的提示，设定死亡的界限，是为了提示生命的珍重。

　　我的家乡缺少平地，生与死的岔路离得很近，往往需要一起走掉。无需忐忑，在与隐形伴侣照面的同时，也是生命的凝视。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关于辗转变迁的国土、生活和时代。

　　我会继续记录这些凝视的瞬间。□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