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目的是使人离野兽更远

　　《大江东去》是笔者十年前完成的中篇报告文学，它真实记述了一座港口的改革历程，在《人民文学》刊发后随即被《新华文摘》转载。作为报告文学它是成功的，用小说的美学标准衡量，就有点干巴龇咧了。

　　怎样把《大江东去》变成一部耐读的小说？我和新京为它设置了三条线，三线交错并行，力求把散落在生活中的珠子串联成一串精美的项链。完成这个设想的关键是讲好一个故事。很久以来流行一种说法：故事性一强，文学性就掉挡，这纯属瞎掰。雨果在《论司格特》一文中对书信体小说、叙述体小说的缺陷加以分析后，提出了戏剧式小说的概念，就是在小说中适当运用一些戏剧描绘的技巧。他认为小说不是别的，而是有时由于思想，有时由于心灵而超出了舞台比例的戏剧。亚里士多德讲悲剧的时候，也认为故事情节是第一位的，人物是第二位的。

　　在讲述一个好故事时，我和新京特别注重两个问题：

　　一是塑造人物。近年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文学思潮，在拓展了我们的审美空间时，有意无意把一些常识性问题遮蔽了，以至小说中要不要塑造人物也成了争论的话题。淡漠情节、虚化人物、关注自我、面对内心，成了一种很时尚的文学理念。固然，小说要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独特性和人的精神空间的无限可能性，但这和注重人物塑造并行不悖。一部小说，如果读后脑海中浮现不出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它的审美价值就难以点赞。

　　二是传递美好的人生态度。审美活动当然不等于对某种道德主张和观念的简单认同，但是说到底不能脱离一定的道德态度和选择。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指出，文学的写作活动是文学主体对社会的一种介入。因此，作者在写作中不能伪装中立，而必须“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道德命令。”从《大江东去》到《江河水》，我们在揭示生活中的丑恶时，始终不忘追寻心灵中的阳光。因为无论文学观念如何变化，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人离野兽更远！

　　□杜卫东(《江河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