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评委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戊戌变法的另面》

　　一位掘宝高手，遇到了一个宝藏，留下了他的掘宝记录。

　　清朝的地方督抚，为了打探朝廷的政治风向和政治内情，派亲信长驻京城，称为“坐京”。民国以后的各省驻京办事处即源于此。不同的是，后来的驻京办是公开挂牌的，而“坐京”则是秘密的“坐探”，效忠于个人。现存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张之洞档案”，内中即有大批张之洞与其驻京“坐探”之间的往来秘密文书。

　　当茅海建教授“发现”这批文书时，他形容自己的感受是“惊心动魄”、“牖开思进”、“喜出望外”。在此之前，学界研究戊戌变法，多依赖于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作为当事人，康、梁的史料为戊戌变法建构了一幅“正面”的形象，但当事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其记录与著述难免有作伪之嫌。而张之洞档案正可以从另一维度、另一层面、另一立场来观察和了解戊戌变法。

　　茅海建教授对这批秘档中涉及戊戌变法的部分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与细密的解读。为了让更多的研究者分享这批宝贵史料，作者不惜用大量篇幅直接引用原始文献。因属秘密情报，内中有大量隐言暗语，作者均一一解析；相关史实背景与官场潜规，作者亦有所交待。尽管如此，本书仍是写给专家同行看的。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对历史研究而言，最难研究的不是精英而是大众，不是上层而是底层，不是重大事件而是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作者居然要深入到普通民众最隐秘的私人生活领域，深入到普通民众内心深处最脆弱、最伤感、最不堪回首的角落。作者试图“呈现”斯大林时代所谓“耳语者”的众生相：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主动告密者。斯大林时代，几乎每一个苏联普通百姓都成了“耳语者”。作者不仅仅要描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要挖掘他们在斯大林时代的情绪、情感、思想以及价值观念。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有关民众“私人生活”与“私人心态”史料的收集。作为一位英国史家来做这件事，其难度更可想而知。即此一点，我已为这位研究同行生发十二分的敬佩。

　　作者似乎预知我的好奇心，写了一个很长的“后记”仔细交待了他写作的缘起与收集资料的过程。作者一开始也是将希望寄托于档案馆，结果徒劳无获。转而访问家庭，从口述入手，在此基础上收集家庭回忆录、私人书信、日记、笔记等民间史料。要从普通民众的汪洋大海中征集史料，这一过程毫无疑问是无比艰辛的。姑且不论数以千计的访谈，要让受访者反思自己的人生，梳理出当时的直接记忆，又要避开后来形成的印象和意见的干扰，摆脱后来记忆的影响，是一般口述史都会遇到的挑战。而要得到受访者的信任进而得到其私人文书，一般都要在访问十几次以后。读完这本书，我多次自问：我也能写出这样一部书吗？实话实说，我至今尚无勇气自我首肯。

　　然而，这部书为今天的中国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以及不可轻忽的警示。档案不开放尚可等待，总有开放的一天；然而一个时代的历史参与者、当事者很快就会逝去，如果不及时抢救他们的历史记忆，很重要、很鲜活、更无可替代的一部分史料从此就会永远消失。若如此，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因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恐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作者周锡瑞是美国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同时又是叶家的洋女婿。前者的身份，使本书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准；而后者的身份，又使作者能深入叶氏家族内部，包括收集大量相关文献以及深度访谈，具有外人难及的独特优势。作者另辟蹊径，试图通过一个家族的百年浮沉来展示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巨变。叶家大体属于社会中产阶级精英层，对政治和社会有相当程度的介入，但尚未进入政治决策层，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被动性参与。

　　家族的历史记述不同于单一的人物传记，即使在相同的历史时代，一个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命运轨迹也可能南辕北辙，当然更多的是个体难以自主的一般性结局，尤其是1949年之后。本书的写作定位无疑是一部专业历史著作，但因为以美国读者为对象，所以对整个百年中国的历史脉络做了简要与清晰的勾勒，因而也便于一般中国读者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