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清除“艾滋病拆迁队”滋生的土壤

　　■ 社论

　　艾滋病人的生存权和工作权保障，才是“艾滋病拆迁队”背后更深层命题。让艾滋病患者重归社会、获得一份权利和尊严，需要从纸上的明文规定，真切转换为他们可感知、可享有的日常生活一部分。

　　近日，河南“艾滋病拆迁队”事件掀起舆论波澜。《新京报》记者调查河南有的地区发现，参与“艾滋病拆迁队”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所谓“熟人”介绍，而参与者是见不到这些生意背后的“大金主”的。“金主”不直接出面，由“喽啰”找人，酬金也通过“喽啰”支付。这种看似松散的组织结构，其实有着隐秘的主导链条。

　　“艾滋病人”竟然成了某些人手中渔利的工具，数目众多的艾滋病人被组织起来，形成规模可观的灰色产业，这样的现实让人吃惊。那么，这些负责向艾滋病参与者支付酬金的“喽啰”，以及背后更见不得光、却又控制了一切的“金主”，到底是什么人？司法机关需调查清楚，严究其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艾滋病拆迁队”究竟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瓜葛？也有必要追问。

　　众所周知，拆迁背后往往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宽容，“艾滋病拆迁队”也不敢在当地无法无天，民众也不会对此噤若寒蝉。“艾滋病拆迁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当地政府部门无疑难辞其咎。

　　对于河南“艾滋病拆迁队”事件的问责应当彻底，一方面让法律不至于成为“艾滋病拆迁队”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则是避免类似事件重演，也是对各种显性或隐形暴力拆迁行为的严正警告，绝不能容忍类似行为继续侵犯民众合法权益。

　　当然，对于“艾滋病拆迁队”暴露出的艾滋病患者困境，我们也不能忽视。综合媒体报道，不难发现，许多成为违法帮凶的艾滋病患者，是迫于无奈才作此选择。艾滋病患者虽然都纳入低保，但低保，尤其是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实在太低。虽然此外也有一些补助，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法令这些患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另外，由于特殊的身份，艾滋病患者往往难以工作维持生计，正如有患者所说，“干不了重体力活，进厂当工人过不了体检关，做小生意没人敢买，做大生意又没资本，生活十分窘迫。”

　　艾滋病人的生存权和工作权保障，才是“艾滋病拆迁队”背后更深层命题。让艾滋病患者重归社会、获得一份权利和尊严，需要从纸上的明文规定，真切转换为他们可感知、可享有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这是政府部门未来应大力推动的，如加大宣教力度，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读；政府和事业单位率先垂范，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工作机会，同时通过政策激励、促使更多企业和机构吸纳艾滋病患者，以及设立专项资金，扶持艾滋病患者的自主创业，从而解决艾滋病患者生存之困。

　　艾滋病患者和被逼拆迁民众，同为底层弱势群体，两者相互伤害，这是社会的悲剧，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