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联体核心是患者就近有序就医
新京报:您认为医联体的内涵是什么?
路明:我个人的理解是,医院之间强帮弱、大帮小、强基层,核心是让老百姓就近有序就医。
新京报:医联体包括数种模式,您认为哪种模式在中国更现实?
路明:紧密型的、利益型的,托管式的,集团式的。我们认为,只要有利于患者就近有序就医,在大城市,可以有不同的探索模式。
新京报:《北京市区域医疗联合体系建设试点指导意见》中提到,区域医联体要“以利益共同分享、责任共同分担、技术共同提高、居民共同参与为目标”,如何理解“利益共同分享”?未来北京会以地域为界,组建多个医院集团吗?
路明:这里说的“利益共享”并非指那种产权结合的紧密型医联体,而是指病人合理分级就诊,“该你看的你看了,该我看的我看了”,诊疗效率提高而带来的工作收益合理增加。如果医院之间无法通过某种固定的联合,形成合理的定位和互补,大医院和小医院抢病人,无疑会产生利益偏向,所有的利益都跑向大医院。小医院门庭冷落,大医院专家看常见病,疑难重症却看不上专家的“怪圈儿”,是时候该改变了。
医联体搭架构期须“政府主导”
新京报:但也有人认为,目前京版“医联体”是行政命令下的划片儿结盟,很难调动医院之间互联互补的积极性。
路明:为什么按区域划分?因为北京地区各大医院的隶属关系复杂,而且地域广,北京的一个区,相当于外省的一个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疾病谱,人均期望寿命,都有各自独立的数据。
因此,从公共健康均等化的角度,我们认为,按区域组建医联体,管理辖区居民的健康,是辖区政府的责任。比如三甲A和B、C两家二级医院,如果A和C两家因为院长熟悉而组建医联体,但漏过旁边的B,那么对B周边的居民就医,显然不公平。
新京报:如果有医院不买账呢?
路明:不排除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在第一步,搭架构阶段,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是要先纠正上述怪现象,“什么级别的医院看什么病,而不是通吃”。
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调动能调动的资源,先搭架构。架构搭起来,今年要争取政策的整体突破,如果在医联体内,患者首诊方便,转诊便捷,医保报销比例高,实现真正的有序就医时,还有医院不买账,就会无法融入到大的环境中,自身发展也会遇到问题。
大医院号源拟部分交给社区医生
新京报:政策上如何突破呢?
路明:行政搭台的初期,确实有部分患者还没能享受到社区首诊和有序就医的方便。其中的问题如何完全破解,需要各部门协力。对卫生系统来说,我们要做好“医者先行”。今年,我们计划调整114预约挂号的模式,把二、三级医院的部分号源,放在相应的医联体内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社区医生根据其管理的辖区居民病患状况,调配使用。
也就是说,今后在社区内部,患者可预约社区医生的诊疗服务;出了社区,由社区医生根据病情需要的患者,实现向医联体内上级医院的转诊。通过医联体,希望减少目前“预约就诊”过程中患者只约三甲医院专家号的盲目性,实现分层级、有序的“预约转诊”。
新京报:但仍有很多公众认为“医联体”解决不了社区医院“缺医少药”等实际问题。
路明:至于社区医生的能力,我们相信,部分号源在医联体内流动的模式下,绝大多数大医院出于提高诊疗效益等多种因素考虑,会向社区医院提供多种技术和人才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二、三级医院间药品目录的差异,确实是制约患者分级诊疗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合医联体建设,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计划在今年,探索建立由医联体核心医院牵头,由医联体各成员医疗机构共同组成的医联体药事管理委员会,根据功能定位和临床需求,在核心医院优先选用基本药物的基础上统一遴选药品目录,实现医联体内部用药目录的上下一体化,保持药品品名、品规、品牌的一致,进一步促进分级诊疗机制的形成。
同时,我们鼓励医联体统一谈判药品供应价格,发挥集团批量采购优势进一步降低药价。
新京报:但社区的药品定价、医保报销机制与大医院都不一样,卫生部门的上述规划如何实现?
路明:还是那句话,“医者先行”,倒逼其他部门的配合。比如现在讨论特别多的医保控费问题。我觉得分三个层面。第一,转诊起付线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比如医联体内部的转诊,是不会计算二次起付线的;第二,分级诊疗导向问题,现在争论最多,国际上很多国家首诊不在基层就无法报销医疗费用。在北京,社区就诊报销比例是90%,三级医院就诊的报销比例是70%,也有差异性的导向,但作用不明显;第三,是医保的总额预付和基层的总量控制,与医联体和分级诊疗的矛盾最明显,因为医保在基层社区不是按人头付费。
卫生部门想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先在自己能调动的资源能争取的空间下把事情做好,比如可在以新农合为主要支付手段的区域医联体内,探索向美国和国内部分城市一样的医保“打包”支付手段,为节省医保费用,大、小医院才会合理引导患者分层级就诊,社区医生也会主动运用健康管理手段,减少居民患病率和医疗花费。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