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包腐败”宣战，别落下网络红包

　　■ 观察家

　　如果行贿者通过网络派发“定向”网络红包，则施受双方注定会心领神会、心照不宣。这样的行为如何实施有效监管？希望网上“抢红包”，别成为遮掩贪腐官员受贿的“青纱帐”。

　　据新华社报道，在羊年春节来临之际，广东、四川、江西等多地纪委表示，将重点治理收送“红包”等作风问题。有关专家和纪检干部郑重提醒：要警惕那些打着人情往来旗号、包裹利益输送的红包，如同腐败“引线”一样，一步步将违法违纪官员拖下水。

　　每年这个时候，“红包”问题就会被郑重“拎”出来。伴随着传统年俗、人情味儿，“红包”也成了春节反腐的一个常规议题。年年“老调重弹”，固然体现了有关部门编织的反腐之网越来越严密，对“红包”包裹的利益输送越来越警觉；同时却也表明，治理“红包”并不容易。

　　治理“红包”之难，难在如何将行贿受贿与正常的人情往来切割。近年来，原本年节时人情来往的“红包”，往往有些变味，甚至成为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的别样渠道。不仅因其涂抹上一层人情色彩而难以拒绝，特别是，当这种节令性送礼与传统社会年节的制度化“孝敬”结合起来之后，更是成了劣化官场风气的毒素。

　　今年1月初，广东省乐昌市72名干部收受红包礼金被纪检部门调查，其中，11名市委常委9名收红包。正是出于一种“习以为常”的心态，才使得官员心安理得，大收红包。而广东茂名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的名言“谁送我红包不记得，谁不送就记得”，更是这种劣质“红包文化”的极端呈现。

　　此外，治理之难还在于“红包”的隐蔽性。一方面，施受者双方私下授受，很难进入监管的视野，有些地方即便在办公场所加装摄像头，也不过是将送红包的场所转移到更为隐秘的地方而已。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得有关部门查处来自网络“红包”的行动更见艰难。

　　临近春节，互联网上“抢红包”声势浩大，据互联网人士预测，与去年春节超800万用户参与“抢红包”活动相比，今年的参与人数会创新高。而如果行贿者通过网络派发“定向”网络红包，则施受双方注定会心领神会、心照不宣。这样的行为如何实施有效监管？若是红红火火的网上“抢红包”，竟然成为遮掩贪腐官员受贿的“青纱帐”，不免悲哀。

　　其实，去年即有媒体报道，很多单位送礼已经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网上选礼物，送货上门，整个环节全部在网络上完成，不着一点痕迹。而此前也有网友质疑行贿者用支付宝进行腐败“交易”，等等。凡此种种，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强有力、全覆盖的监管，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去年年底，厦门市纪委监察局发出“十个严禁”通知，其中一条就是严禁公务人员收受微信红包等。仅仅注意到“网络红包”还远远不够，还应该结合网络时代的特点，刷新监管手段，延伸监管触角，并逐步从制度、法律上严密相关规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交互功能，拓宽做实渠道，比如鼓励网友举报，这样，才能使得非法利益输送无所遁身。

　　□胡印斌（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