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怎样成为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

　　法雨政风

　　在过去十几年来，法治理论话语的变化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而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颠覆性的，它重新定义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我在上一篇专栏（《“法治”非“法制”，也非“以法而治”》4月8日新京报A04版）中辨析了“法治”（rule of law）、“法制” (legal system) 和“以法而治” (rule by law) 这三个概念的区别。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就是一个从最初粗浅的以制定法律为主要工作的“法制”，渐渐走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这个过程历时不短，路径崎岖，到现在也没有大功告成，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

　　当邓小平在1979年将法律重新提上日程之时，他用的词是“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邓小平的“法制”的含义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进而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显而易见，邓小平的法制的含义包含了上篇专栏所述的狭义“法治”概念的重点内容。随后一段时间的实践表明，中国法制建设还是以“以法而治”为导向的。

　　1979年以来，中国虽然制定了不少法律，并且强化了司法和执法队伍，但司法观念仍未全面纠正过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还是用来治理“他人”的工具。

　　尽管如此，中国法治理论的话语（discourse）仍然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有了重大改变。1996年，领导人的讲话稿中已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同年，一位资深的法学家李步云在《中国法学》上发表题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学术文章。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官方话语中的一个新的“提法”正式诞生。

　　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正式将“实行依法治国”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法治”在中国法律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得到正式接受。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如学者夏勇所指出的，“第一，从一般地要求‘加强法制’到要求告别人治；第二，把法治看作法制的一种品德，并且认识到这种品德不是所有的法制都具备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

　　目前，中国还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中，但在过去十几年来，法治理论话语的变化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而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颠覆性的，它重新定义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至少在理论上建立了这样的共识：法治社会政府的职能，是义务导向的，即政府必须依照法律的授权才能运用公权力，没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就没有政府的权力；人民所拥有的，则是权利导向的，法律是为了保护和确认人民的权利的，只要法律不禁止，人民就有做或不做某事的自由，这就是所谓的“法无禁止即可为”。

　　□王江雨（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