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已非“群氓”，作家还需自律

　　【文化谭】

　　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现状中，文化传播已经逐渐失去了启蒙的功能，个人的主体性越来越明显，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已经由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演变为园丁与蜜蜂的关系，你不能再训导士兵，只能种下花花草草，供蜜蜂（读者）自由采摘。

　　随着全民阅读日的到来，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公布。读这些数据，在我的内心中，总会泛出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长期以来，我国国民与许多国家比较，一直受到“读书少”的诟病。

　　比如2014年，我国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4.56本；而在世界上，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64本；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国家是前苏联，55本；美国的全民阅读计划正在进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50本；日本40本，法国20本，韩国11本。如此的数据比较，当然会让人忧从中来：一个号称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阅读现状呢？

　　思考起来，原因很多。比如数百年来我国国力衰弱；昔日的战争频仍，以及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影响；我们现行政策的种种偏差，以及人文环境的动荡。这样一些议论已经说了很久，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也纷纷出笼，比如提出建立“全民阅读法”，将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建立各种读书活动等等。

　　但即使如此，我国“读书少”的现实状况仍迟迟得不到扭转，依据上述统计，我国2014年的人均阅读量竟然比前一年少了0.21本。当然这里有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和各类电子阅读兴起的影响，但这仍然不能平息我们对于国民阅读状况的担忧与疑虑，总希望能够找到产生这种落差的原因，建立正确的认识，建立起一个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一时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者无力对文化发展的现状妄加臆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实在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但是却可以对作家和政府，提一些具体的建议。

　　首先说作者，或称文化传播者。我们必须承认，在人类社会进入市场化的今天，作者的评价机制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如丹尼尔·布尔斯廷充满讽刺的定义：“名人是因为出名而有名的人”，“好书是因为热销而畅销的书”。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创作，传统作家的地位往往十分尴尬，新派写手的状态往往十分张扬，写作者的人员构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庞大，越来越丧失了作家居高临下的社会地位。受到如此背景的影响，一些写作者的崇高感逐渐丧失殆尽，读书也已经显得不那么高尚了。

　　记得前不久有记者采访，问我为什么人们不爱读书了？我调侃说：“因为垃圾书太多了，好书淹没其中，找都找不到。”当然再加上商业驱动的作祟，图书的推介者昧着良心向读者推荐“利益图书”，就更让图书市场乱得一塌糊涂。

　　当然我们还要振作起来，因为根据后现代性的理论，如此社会现象会持续下去，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常态。因为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社会现状中，文化传播已经逐渐失去了启蒙的功能，个人的主体性越来越明显，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已经由军官与士兵的关系，演变为园丁与蜜蜂的关系，你不能再训导士兵，只能种下花花草草，供蜜蜂（读者）自由采摘。总之，读者不再是社会底层的“群氓”，而是你的上帝——顾客！你再居高临下，你再不端正态度，你再不扶正自己的笔尖，迟早被“顾客”抛弃。而且你失去的不仅是自己的饭碗，更会使我们的“全民阅读”受其影响，走向无奈，走向混乱。在这一层意义上，无论传统作家还是新派写手，都需要自律，需要建立自己的良心底线，需要坚守崇高的精神世界。

　　其次说政府，或称文化管理者。对文化建设而言，行政管理的存在一定是必要的，而且如果管理部门理顺与文化创作的关系，能够建立起一些好的扶持政策，会对大众阅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讲一段法国政府管理文化的故事，从中获得一些借鉴。十八世纪法国在废除君主制之初，他们赋予文化的使命是启蒙人民，走出愚昧，“文化”是行动和战斗的号角。直到1959年，法国才建立文化事务部，第一任部长马尔罗为它赋予的使命是：为创造者提供创造的机会，为艺术家提供精益求精的机会，为人民提供接触优秀艺术的机会。齐格蒙特·鲍曼称赞，当时法国的文化政策，很符合毛泽东那句“百花齐放”的名言。蓬皮杜总统进一步强调：“艺术不是一个行政范畴，但却是或应该是生活的框架。”

　　以上议论，由“读书少”而引发，听起来似乎有些凌乱。但落脚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我们的读书生活，充实整个社会“好读书”的氛围。

　　□俞晓群（知名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