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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汉到公民 严肃玩转法律游戏

2015年05月15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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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六十年了,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那部黑白片《十二怒汉》已经成为了影史的经典,十二名陪审团成员在一个封闭空间里讨论关于一场谋杀案的事实认定,从一边倒的“有罪推定”到一致认可“无罪(疑罪)”,极简的剧情表现手法和场景设计,却让此片成为了影史经典,数十年来一直在被各国后辈影人不断翻拍。

  青年导演徐昂以《喜剧的忧伤》等话剧声名鹊起,改编自《十二怒汉》的《十二公民》是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去年拿到了罗马电影节的最高奖。与原作相比,《十二公民》剧情上最大的改变来自于对“陪审团”的不同设定:《十二怒汉》中的陪审团是美国法律体系的直接写照,这十二个“愤怒”男人组成的陪审团负责认定庭审的罪犯是否有罪;而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里还没有陪审团的设置(目前国内在推广人民陪审员制度,但中国的人民陪审员与美国的陪审团在职责、地位、作用上都迥然不同,中国的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所以《十二公民》里的十二位“怒汉”大都是法律系学生的家长,为了配合孩子们完成西方法律课程的作业,他们不得不认真地完成这场模拟讨论。

  所以,从根本上说,《十二公民》里的主体故事就是一场法律游戏,不过徐昂导演却让这场游戏显得端庄严肃。在故事的总体走向和关键细节的设置上,《十二公民》完全依《十二怒汉》的样画瓢,这也保障了影片的严肃艺术品格,并凸显了其社会学的价值——《十二怒汉》也好,《十二公民》也罢,案情推理并不是重点(细究的话,反倒会有些bug),关键在于透过每位陪审员的辩论,映照出其所代表的阶层、族群的大致社会立场,应当说,这一点也是众多《十二怒汉》翻拍版的重心之所在。

  《十二怒汉》的原作讲述的是一桩贫民窟长大的失足青年杀父的案件,主要透射出的是美国社会当时的贫富阶层对立,富人资产者和平民阶层也构成了片中陪审团最主要的矛盾冲突(由陪审团成员的现状和出身所决定)。

  到了2007年,米哈尔科夫翻拍的俄罗斯版《十二怒汉:大审判》,案件变成了车臣男孩杀死俄罗斯军官继父(当代俄罗斯法律制度中引入了美式的陪审团设置,所以俄版的“十二怒汉”也是货真价实的陪审团),这版影片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外景镜头,更带有史诗感,案情也更植根于俄罗斯当代的社会政治环境。

  而《十二公民》中的案件则是富二代杀死了自己贫穷的亲生父亲,无疑更映照着当下中国的社会热点新闻。此外,《十二公民》中的十二位“陪审团”成员分别是房地产商、出租车司机、吃瓦片的老北京、大学保安、保险推销员、空巢老人、小卖部老板、急诊室医生、蹲过冤狱的混混、数学教授、法学院助教等身份,算是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下中国市井的浮世绘,通过对案情的讨论,富人VS平民、本地房东VS外来务工者、长辈VS晚辈,这三组分别折射出经济、地域、代际差异的角色设置贯穿全片,同时也与原版《十二怒汉》中的角色设定基本映照了起来,导演徐昂不失时机地发挥了他的喜剧才华,让全片在封闭环境中仍然带有不少喜感。

  原版《十二怒汉》出炉时,黑人民权、妇女解放等议题在美国还方兴未艾,所以吕美特执导下的陪审团,由清一色的白人男性组成,有色人种和女性被彻底排除在外,而他们讨论的“罪犯”则是一位青少年,最后被证明不可靠的两位证人则是一位耄耋老人和一位女性——这显然烙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这种角色设定可以让人轻易解读出基于种族、性别等各种“政治不正确”的歧视意味。

  而《十二公民》在改编时也基本沿袭了原作:清一色的男性“陪审团”成员,作为凶器的匕首、两位证人的证词,以及这些物证、人证在“陪审团”讨论过程中的反转,乃至案情细节的论争和还原,角色的情绪起伏,都与原作如出一辙(最大的改变是男主角有了检察官的身份)。

  应当说,《十二公民》这样一个完全源于西方法律制度的故事能成功本土化到本地语境中,无疑给中国电影的跨语际改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而有着强大话剧功底的演员们在表演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封闭排练,实拍时完全不用携带剧本,也与现今的国产片常见拍摄手法截然不同。

  毫无疑问,在“复仇者联盟”这样的好莱坞商业片挤压下,《十二公民》难以取得亮眼的票房佳绩,但这样的电影,注定会在今年的影市中留下点什么——都是游戏,“复联”看过就算了,但《十二公民》会让我们严肃地考虑点什么。

  □图宾根木匠(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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