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摄影爆炸损害了谁的灵魂？

　　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塑造了一代人对于图像和视觉的认知与伦理观念，纽约大学摄影与成像系教授弗里德·里奇的《摄影之后》则接续了桑塔格的知觉经验和理论旗帜，阐述了在数码摄影泛滥的当下，人们急于重塑媒介，在危机四伏的时代彻底颠覆自我的真相。

　　2007年，有近10亿部带有摄像头的手机在使用中，约2500亿张数码照片被拍摄，摄影规模发生了巨大的扩张，然后图像的急剧膨胀并没使我们生活得更好一些——里奇认为，我们似乎投身于这样一项任务，用没有价值的无根的影像给自己的视线糊上一层墙纸，它们使我们麻木，同时又告诉我们：现在你看见了。

　　渐渐地，这种“看见”成为一种幻觉，即使在没有镜头的情况下，我们也通过图像去想象大部分的世界。谈到亚马孙河，谈到非洲儿童，谈到越南战争，某个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一定会在你脑海中浮现，成为你所认知的世界的模样。

　　可怕的是，照片不一定是真的。你在照片中看到的不一定是“克隆”的世界，也有可能是“整容”过的世界。早在1982年，《国家地理》为了让封面看起来更浪漫更艺术，把横版照片中两个并列的金字塔加工成了竖版照片里一前一后相叠的金字塔。从那时开始，摄影甚至无法“占有被拍摄的对象”了，某种狂妄的成分开始失控。

　　“相机从不说谎”这一过度简化的概念遭到广泛怀疑，读者与摄影师为一张照片“共谋”了很多歧义。照片里流泪的男人可能刚刚死了妻子，也可能眼睛进了沙子。读者创造了他自己的旅程，超越了任何单一的线性的解读，两个读者面对同一张照片可能走上迥异的道路。“不怀好意”的影像制作策略与读者主观的模棱两可达成“同谋”，让照片离世界的本来面目愈加遥远。

　　里奇无疑是一位悲观的怀旧人士，他怀念“用与过去相同的方式写作、摄影，甚至做爱”，他以为数码摄影的爆炸和业态的不健康因素损毁了世界的真实和读者的灵魂，大量手机镜头让我们预演姿态和表情，隐私也消失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忽视了数码摄影本质上所具有的平等性与开放性，最初，底层影像由阶层之外的摄影者掌握，而今，我们已可以看到来自底层和弱者自身的影像记录，它们使得世界影像更加完整、更加人性，许多误解从中得以打破和修正。

　　可喜的是，沉浸在悲观之中不可自拔的里奇依然提出了自己对于数码时代的期待：当摄影和其他媒介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时，数码可能迎来了它的重要契机，走向更具思想性、更少盲目性的书写方式，不断接近真实，与读者达成更持久的友好合作。□书评人 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