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和它背后的故事

　　“这个名字就是战争的代名词！”1958年底，在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卑鄙挑衅”表示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对他的大批判达到了顶峰。

　　《日瓦戈医生》是冷战时期最为著名的苏联小说，这本“污蔑十月革命”的“反动小说”在西方出版后的第二年，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事大大激怒了克里姆林宫，视之为西方世界的“恶毒攻击”。然而此书在苏联批得越臭，在西方越香，其英文版一上市就把“小妖精”《洛丽塔》拿下，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日瓦戈医生》在苏联一直被禁止出版，几乎没有人知道地下流传的俄文版其实是美国中情局资助的。《当图书成为武器》解开了这一段秘密：在中情局的策划下，俄国流亡者、梵蒂冈牧师、苏联运动员、大学生、游客都参与了偷运图书。扩散行动遍布全球：在阿富汗递给俄国战俘、在伊朗偷偷塞给俄国卡车司机、在加纳利群岛提供给俄国水手……

　　《当图书成为武器》原名非常平实：“日瓦戈事件”，没有007式的情节，却有大量细节表现极端环境下的人性。

　　苏联全天候开动宣传机器，连儿童杂志都在批斗这个“恶毒的文学势利小人”。《文艺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表了423封读者来信，充斥着“我没看过《日瓦戈医生》，可是……”这样的措辞。

　　苏联作家联盟800人批斗会持续了5个小时，最后宣布一致赞成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只有一个声音大声说：“我反对！”这唯一的反对者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斯大林的妻妹安娜·阿利卢耶娃。

　　“我从来没有把拒绝发言看成什么英雄气概，然而直接参与犯罪跟拒绝参与，难道没有区别？”20多年后，大批斗会上拒绝发言的作家叶普图申科反思。当年有沉默的庸常者，也有沉默的反抗者。高尔基文学院要求大学生参加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示威游行，很多学生躲在厕所里，对敲门声充耳不闻。

　　苏联的大批判给帕斯捷尔纳克戴上了殉道者的荆棘桂冠，秘密传阅此书成了英勇行为。在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苏联游客一拿到书马上撕掉封面，把书拆散隐藏。在维也纳世界青年节上，袖珍版《日瓦戈医生》被扔进大学生的大巴，混在代表中的克格勃宽容地说：“拿着吧，阅读吧，只是别带回家。”

　　下禁令的赫鲁晓夫根本没看过这本书，后来国际舆论让他下不了台，他让女婿看看，女婿说没啥，据说赫鲁晓夫气得发疯，抓住作协高官的衣领使劲摇晃。政治人物低头认错不容易，特别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之争，直到赫鲁晓夫被迫下台，他也没有解禁此书。在软禁中，他读到了《日瓦戈医生》的打印稿，他为没能允许此书出版而悔恨。讽刺的是，这时他自己也只能偷偷带出口述磁带，在西方出版回忆录——按照当年对老帕的批判，这属于“叛国”。

　　1989年，一个外国记者和朋友在莫斯科街头散步，突然看见一大群人排队，有排队习惯的莫斯科朋友想都没有想就站到了队尾。排到前面才知道，这是《日瓦戈医生》解禁后第一次全文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去世时，他的邻居、新上任的作家联盟领导装病，把全家的窗帘都拉上，对数千人的送葬队伍视而不见。当年无数秘密警察监视着来参加葬礼的人，如今诗人的坟墓成为朝圣之地，年轻人盘桓于此，朗诵着他的诗句：“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书评人 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