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再出现“幼儿园仅1名老师”

　　■ 社论

　　我们在谈防止校园性侵时，不能离地飞升——这机制那制度要完善，可别忘了，在有些农村地区，幼儿园连个像样场地、合格老师这种底线性要求都没达到，甚至出现了“幼儿园只有1个老师”的情景。

　　如果说，不久前的毕节儿童自杀事件极端悲情地呈现了留守之殇，那发生在宁夏灵武的这起性侵案，又将这道伤疤陈之于众。据新京报报道，自2013年起，灵武市秀水梁村幼儿园唯一的教师黄振辛，多次对该校13名幼女中的12人进行性侵，甚至实施奸淫，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在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伤害。去年4月，该案终因两个女童争吵时“说漏嘴”而揭开盖子。

　　爱幼护犊人之本能，何况是被誉为“园丁”的教师。可当教师与幼童的角色关联被性侵案“重组”——尤其是一个年逾五旬的老师，竟能对一群稚气未消的女童痛下毒手，那些幼女除一例外都遭到其侵害时，这只能是给人以深切痛感。

　　对这起影响恶劣的性侵案，不少人将反思落脚点锁定在了“留守儿童”的受害者身份标签上，也有人将问题归结为教师资质审查不严等。这些都不无道理，可就该案看，一个更直接而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涉事幼儿园只有1名老师？在仅有1名老师的情况下，谁来对其肆无忌惮的性侵恶行实行起码的在场监督制衡？

　　说到预防幼儿园性侵，我们可能会列出一系列举措：如园方建立性侵事故应急预案，探索幼儿园、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联动防范机制等等。可这内蕴的前提是：幼儿园从师资力量到日常运作，必须是合乎规范的，而不是1个人的“私有地”。换句话说，要防性侵，完善的软硬件设施与人员架构是基础性前提。

　　试想，若一所幼儿园连最起码的教师数量都不够，你还能指望其建立安全监控系统和立体化的幼儿教育监督体系？若一所幼儿园刚需式师资配备——园长、教师、值班巡查人员都集于一人之身，那内部监督格局也就无存，校园安全监管也无从谈起。

　　事实上，全国各地在开办幼儿园所需条件上，基本上都明确了基本办校规模、师资力量等门槛，像宁夏明确的幼儿园评定标准中，就要求幼儿园规模不少于3个班；班均配备教师2人，保育员1人等。问题来了：为何仅1名教师的幼儿园，还能堂皇地存在？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发布《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意见》，提出要加强对边远地区、山区学校、教学点的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及时整改。那对涉事幼儿园遗留的幼儿被性侵风险，当地又有无采取措施加以防范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案发幼儿园是村属的。不妨试想：在城市里，也会有只有1个老师的幼儿园吗？显然不会。故其核心问题还是对农村幼儿教育公共投入的匮乏。有资料可供佐证：在我国用于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中，仅1.3%左右被用于学前教育，而这部分经费中的大部分又流向了城市幼儿园，供给农村幼儿园的经费所剩无几。而仅1个老师，只是农村幼儿教育基础设施普遍薄弱的映射。

　　因此，我们在谈防止校园性侵时，不能离地飞升——这机制那制度要完善，可别忘了，在有些农村地区，幼儿园连个像样场地、合格老师这种底线性要求都没达到。在此情境下，相关部门须对农村幼儿园里的性侵害隐患加强筛查，但更重要的，还是以公共投入托底，先让农村幼儿教育早日与“现代化”标准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