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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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裾之美》是一本细致扎实的博士论文,日本女生制服是日本在船坚炮利的逼迫下现代化的产物,其兴衰也和政治动向紧密相关。明治政府被西方大炮轰开国门之后,主动转型提出欧化主义政策。欧化不仅限于社会制度,也包括礼仪、习惯、服装等文化领域。女式洋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引入日本的。
德国医生伯尔兹曾经对伊藤博文说,从健康角度考虑,洋服对女人的身体有害,从文化、美学的角度看更不值一提。伊藤博文却说:“我国的女人如果穿着日本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是不会被当做人来看待的,只会被视为玩具或者人偶。”可见当时日本政府是把穿洋服当做文明国家的象征。在这股潮流中,部分女子学校开始要求女学生穿束腰、大蓬裙的洋服。19世纪末,东京师范学校的女生需要担任一部分外交责任,是用宿舍的窗帘制作晚会礼服,把报纸缝起来塞在裙子下面当衬裙。但是地方上对洋服抵制很厉害,随着批判欧化,洋装校服衰落,改良和服登场。
日本女子学校制服的全面确定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在当时的日本,女性承担着孕育强健国民的义务,健康的身体不可或缺。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家鼓励女子教育开展体育活动,但是传统服装不适合运动,改良“野蛮”的和服势在必行。山根正次是当时的一位设计师,他曾对比中日两国的女性服装,认为中国在结构上更胜一筹,而日本和服的裙裾经常被风吹开,丑态毕露。
同一时间,很多日本设计师参考欧洲、中国、朝鲜与日本古代的服装,提出了不同的改良方案。不久“裤”发展成最具有代表性的女生服饰,但民间却抵制不断。1901年日本天皇到宫城县巡视陆军演习,当地政府禁止去参加活动的女生穿裤,理由是裤并非女子礼服。“禁裤事件”引发了各大杂志激烈的讨论。在不断的论争、阻挠和尝试下,改良制服持续推广。
随着女子穿裤潮流的升温,世人一看到褐红色的裤就联想到女学生。女生堕落的新闻也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其实很多是假冒的女学生。为了区别学生与非学生,“防伪标志”学校徽章出现了,有裤上点缀线条的裤章、胸章和腰带型徽章。学校制定徽章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便于校外监管,但是对这种被强加的标记,女生却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依恋感,毕业摘下徽章时会流下依依不舍的眼泪。
日本女生校服的再次洋服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一战时,欧美国家取消了紧身褡和长裙,清爽干练的风格也影响到了日本。从卫生、方便、经济的角度出发,政府全面推广洋服,这一次上上下下都很顺利地接受了。1920年,东京女子医学专业学校的学生提出,要和男医生一样穿洋服。不仅是从医生这一职业出发对服装功能提出要求,而且也唤醒了女性独立承担社会工作的自觉意识。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水手服因为轻盈、利落、经济而广受欢迎,成为女子学校制服的典型样式。大一统的时代,年轻人也在悄悄表现自己的叛逆,比如学校规定上衣只能到腰骨,裙子的褶皱只能有16条,但是检查过后,一些学生的上衣长度一下子就缩短了,褶数也增加到了20条。本书作者的考证,也结束于水手式校服一统天下的时期。
校服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学校和国家对学生享有权利的问题,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学生工具化的问题。当国家完成现代化之后,制服又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情感关联、社会潮流。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30年代学生主动要求穿制服,认为这是文明的象征,但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生制服化已经制度化,却掀起了反对制服的抗议活动。这当然和世界范围内的青年反抗运动遥相呼应。抗议的理由和上世纪30年代一些教育专家的意见不谋而合:制服压抑个性,束缚自由。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就在自传里写过,他的中学是最早反对穿校服的学校之一。可是学校废止校服、允许学生自由着装之后,学生又对穿什么、怎么穿,产生了新的烦恼,特别是女生为每天的服饰搭配绞尽脑汁。在这种情况下,制服反而减轻了选择压力。进入21世纪,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仿制服”的潮流,在着装自由的校园,女生们自愿穿上了制服,把市场上的服装、仿制服、其他学校的制服混搭在一起。
从被动穿到主动穿,制服标明学生所属学校的原始功能已经消失无踪,穿制服的女生变得可爱,甚至带有性的诱惑。以前被视为“管理象征”的制服观念逐渐转变为“展示自我的时尚”。
这一百年来,日本女生制服的演变可谓戏剧性。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就有教育专家预测了未来制服的走向:“既发挥个性又不违背学校的规定。”“制服是实现着装自由的一种途径,在洋服普及后应将之淘汰。”联想到近来关于中国校服为什么丑陋的争论,恐怕我们还停留在制服是“管理”的阶段。有一天,中国的校服由丑变美,由强制变为主动选择,教育的观念也将发展到新的阶段。
□书评人 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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