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灯光从故事移向讲故事的人

　　大多数人知道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多半是因为《马丁·盖尔归来》。1982年，这个在法国家喻户晓的冒名顶替故事被搬上大银幕。拍摄时，历史学者戴维斯作为顾问参与了电影。当时她已经凭借一系列社会文化史论文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更已写就了收录在《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的大部分论文。她的研究围绕着欧洲的古老档案展开，又综合了人类学和妇女研究的视角。

　　《马丁·盖尔归来》的电影并不让这位历史学家满意。这也直接促使她着手书写一本同名研究著作。李代桃僵的故事发生在1560年的法国乡间，主角是下层农民，握住笔杆子的却是身处上层社会的人文学者。让戴维斯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离奇的故事，更是讲故事的人。因而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她慷慨地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这些“讲故事的人”。

　　如果参照这些前因，《档案中的虚构》一书的问世就丝毫并不让人惊奇了。这本同样不厚重的历史研究著作，研究的是16世纪法国的赦罪书。在当时，一个犯下命案的犯人，于情有可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一系列特殊程序向国王请求宽恕，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数百封赦罪书从16世纪流传至今，保留在法国的文献资料馆中。面对这种特殊的历史文献，戴维斯并不依照惯常的历史研究方法从文献中爬梳资料。相反，她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文献本身。吸引她目光的，还是纸张背后讲故事的人。

　　和那些书写马丁·盖尔故事的人一样，讲述赦罪故事的是皇家公证人和秘书，有时还有律师的加入——无论如何，仍旧都是上层社会的人文学者。戴维斯称他们为“书吏世界的精英”。他们阅读过相当的文学书籍，可以判别一个故事的好坏，还不时在叙述中添油加醋，以让犯罪者更楚楚可怜，博得国王的同情。

　　历史学家往往关注虚构之下的“实”，而戴维斯独独倾心于虚构本身。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这些虚虚实实的档案故事，通常作为平凡的史料，充当着“透明的媒介”。如果说在研究马丁·盖尔案例时，戴维斯对讲故事人的关注还关系到马丁事件的全貌和性质。到赦罪书研究中，她的灯光就坚定地远离了那些血腥的杀人故事，聚精会神地照向这些文书。

　　早年间对戴维斯影响至深的妇女研究，也在赦罪书研究中展露拳脚。开篇第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盛怒的丈夫杀害了淫荡妻子的故事。当然，在戴维斯的剥茧抽丝之下，妻子未必可恨，丈夫未必可怜。就如书名“档案中的虚构”显示的那样，戴维斯一边摇头于档案中的故事，一边试图去还原故事和记忆建构中的虚构。赦罪书讲故事的方法、叙述的技巧和风格，都被置于台面之上。

　　许多被《马丁·盖尔归来》吸引而来的读者，在初读《档案中的虚构》一书时，难免会失望。与故事跌宕起伏、让人恨不得一口气读完的前者相比，《档案中的虚构》零散而多元。但是，让我们回望一下上世纪80年代，看看这本书写作的背景，也许就不难发现原因。这本书的雏形萌发于1985-1986年度戴维斯在斯坦福大学的哈利·坎普系列讲座，在1987年编纂出版。虽然似乎始终缺少一根将素材串成糖葫芦的木棍，然而捡拾滚落一地的山楂，亦能感受到其中的好滋味。

　　□书评人 水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