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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什么先发现引力波

2016年02月23日 星期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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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闻强识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础科学的艰难所在,却也是科学理想与追求的最好体现。而这样的科学氛围,在当下的中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更习惯于“速胜”。

  在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年后,这个生僻的词汇日前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狂欢。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个老问题又有了新背景。

  作为这个项目的“投资者”,几十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后在该项目上投资11亿美元,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瓦颇为自豪的话也许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资助先驱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是推动知识进步的全球领导者”。

  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是现实存在的。“为什么又是美国”的诘问背后,是改变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基础科学重要吗?在中国科学界,想必没人说不重要。但我们的投入呢?且看一组数据:我国R&D(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2014年达到13015.6亿元,但这一年基础研究支出是613.5亿元,占比仅为4.7%。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为15%-25%,美国2012年的比例就达到了16.5%。

  为什么投入少?因为太多基础科学项目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看不到效果。但是基础科学的魔力,正在于无限未知与无限可能共生。比如狭义相对论——这一基础科学的非凡创见,推动人类进入了核时代。诸多案例表明,在基础科学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会带动很多学科的发展,会培养很多一流科研人才。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如果对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没有战略性认识,何来“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实验计划”2014年提出,筹钱花了一年多才勉强形成队伍。而在中国科学界,那些拿到钱的基础科学项目,很多都被争议包围:这个领域不热门,为什么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科研投入机制与评价体系,制约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反观美国,其国家科学基金对待基础研究项目“重申请,轻完成”,将80%的精力花在研究项目的申请批准上,20%的精力用于管理,以保证基础研究的环境宽松。诞生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却很“不实用”——近几年,美国提出了脑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一批重大科学计划,投入动辄上亿美元。这对我们国家的科研投入与管理,当是很好的借鉴——去适应科学家的需求,而不是让科学家“削足适履”。

  “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道出了基础科学研究之难。前LIGO工作组科研人员郭翔宇回忆,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就像一个黑洞,半个篮球场大、十多米深、没有一扇窗户。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已经百年,谁能保证发现它不会再需要100年?对此,LIGO团队回答:“这就是科学,我们不挑容易的事做。”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这份决心,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美国科学家的心无旁骛并非无根之木——这个国家50%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础科学的艰难所在,却也是科学理想与追求的最好体现。而这样的科学氛围,在当下的中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更习惯于“速胜”。我国的很多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更多的是在灌输知识,而非激发科学兴趣和理想。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现已建成了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科学教育体系。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秉承“拿来主义”,学习借鉴。

  引力波,见证了基础科学的“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基础科学的下一个“引力波”,中国可以不错过吗?

  □殷红博(科学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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