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放开公募限制，释放自由活力

　　■ 社论

　　关注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九

　　慈善法草案删除禁止性规定条款，呼应了动态化的社会诉求。尤其在公募权上，用类似备案制的模式替代了行政审批准入和特许制，无疑利于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

　　9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慈善法草案的说明。而作为“中国首部慈善领域法规”的慈善法修改，也被认为是两会重要看点。

　　在两会议程的预热下，关于慈善法的讨论正越来越热烈。时下民间的志愿精神和参与意识在灾难砥砺下正蓬勃生长，可部分慈善机构、个人的不规范操作乃至骗捐案例，又让慈善方面的争议频起。在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下，此次两会对慈善法草案的审议，将把中国慈善事业带往何处，也备受关注。某种程度上，慈善法“定稿”能否以良法面目呈现，也是体现两会参政议政质量的“硬指标”。

　　而这次，慈善法草案二审稿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关于公募权限的规定的变化。草案一审稿不仅禁止个人募捐，还明确提出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只能通过有公募权的第三方代为募资。而二审稿中，这条禁止性规定则被删除，虽然公募活动需要有公募权的资质，但现有组织基本上都能通过相对宽松的模式获得公募权。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慈善组织都能低门槛地变为公募组织。

　　这一技术性的细节变化，有着强烈的立法技术启示。大陆法体系拘泥于文本而缺乏弹性，往往立法赶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此前已实施多年的关于公募权的限定，因出台后就无法适应大量体制外慈善组织培育的情况，就严重滞后于社会实践。目前还在生效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就仍是将公募权按照行政权力的模式，切割成全国性基金会和地方性基金会，公募基金会以外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都不能合法公募。

　　对本身就对应相应行政级别的慈善机构而言，这样的立法能很好地匹配。可在更多非官方色彩的慈善机构涌现后，加之互联网技术对物理意义上地域概念的冲击，这样的规定已很难与实践结合，变成名存实亡的法律条款。社会活动中如何区分公开募捐与非公开募捐找不到清晰的界定，地区性募捐权力在网络上也没有了边界。

　　这些在实践中被不断突破的法律条款，不仅起不到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目标，反而成了民间慈善机构难以发展壮大的阻碍。很多民间机构即便谨慎地自我设限，也无从避免因法律掣肘而衍生的某些泡沫式话题之困。现实中，一些个人在网络上编造不实信息动辄能获得大量募捐，还有一批公益组织苦于资金匮乏，却因法律限制无法进入主流的网络公募渠道筹款。

　　而如今，慈善法草案删除禁止性规定条款，就意在呼应动态化的社会诉求，避免了法律颁布即被不断违反的尴尬，能更好地平衡政府监管之需和民间慈善对自由活动空间的呼声。尤其在公募权上，法律用类似备案制的模式，替代了行政审批准入和特许制，无疑更利于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

　　慈善活动更多属于民间的私域，在这里法无禁止即可为，法律该更多地去规范那些会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对于高速变化社会中的慈善而言，当下最好的经验明天也可能落伍，法律硬性规定可为的范围可能很快就不可为。通过立法，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是《慈善法》公募权利条款变更带来的立法技术启示录，而在简政放权已嵌入此次两会很多议题“内核”的语境中，这种因时调整、及时放权的姿态，也理应成为很多制度改革、政策优化的“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