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材同性恋争议，为何久拖不决

　　■ 观察家

　　教育部门应该正视这名女生的行政复议申请，认真审查高校教材，是否存在歧视性内容，并把这作为推进建立开放教材编写机制的契机。

　　2016年，中山大学女生秋白（化名）依然在坚持与教育部的“战斗”。据媒体报道，2015年，秋白因为“高校教材同性恋争议”打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起诉教育部、被学校“出柜”的教材保卫战。近日她告诉记者，今年1月起，她与全国各地80名小伙伴给教育部寄去“教材中同性恋介绍有问题”的举报信，没有得到教育部回应。4月25日，她就举报信未回复一事再诉教育部，得到不立案的答复。5月16日，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夕，她再次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并表示不排除再次起诉教育部的可能性。

　　对于中大女生因教材歧视同性恋问题，舆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她在“炒作”，有的则支持她，赞成她继续起诉或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其实，任何公民都有权对面向大中小学生的教材中的内容，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而教材的编写本就应该开放，听取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意见。教育部门应该正视这名女生的行政复议申请，认真审查高校教材，是否存在歧视性内容，并把这作为推进建立开放教材编写机制的契机。

　　既然高校教材中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那就没必要“敏感”。教材的编写，是教育和学术范畴的专业事务，应该排除行政和利益因素的干扰，站在教育与学术的专业立场，进行审视。教育部门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教材编写自主权的同时，督促教材编写者遵守出版规范，不要在教材中出现有违公平的歧视性内容。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高校教材的编写，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部门对教材的内容具有审核责任，大学生就高校教材中的歧视性内容向教育部门提出举报和申诉，也是合理的。

　　这一体系的最要命的问题是，在大一统的教材编制模式下，负责审核的教育部门行政人员却未必有相应的专业水准，或者精力有限，或者水平有限，因而难以发现一些教材中的问题。像高等教育教材出现对同性恋争议、不科学的内容，如果稍微负点责任，如果稍微有些常识，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引起争议的问题。

　　这样的教材及其引发的问题，恐怕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目前的教材编制机制之下，教育部门又不得不为，教材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为具体编制者的个人水平问题背黑锅。

　　所以，教育部门回应这个问题，也没必要遮遮掩掩的。教材有争议，改就是了。当然，要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还要落实和扩大高校自主权。未来，应该鼓励高校或教师有更大的教材编写自主权。这样教材出现问题，就不是政府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全国性的教材，则应建立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及学生共同参与的高校教材选用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各种观念可充分表达，提高教材编写的质量，减少争议。

　　毋庸置疑，在我国，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具有争议性。对于争议，不应该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应该在教材编写中加以正视，教材编写者不应该还固守原有的观念，不顾忌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以及相关领域研究新的学术成果，在开放听取意见之后，再做出是修改还是保留原有表述的决定。这可以减少争议，也让教材更具生命力。

　　□熊丙奇(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