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观我
性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如同吃饭饮水一样,无甚稀奇。但在事事讲求“政治正确”的欧洲,性别问题不但分分钟会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且也很容易成为争议事件的导火索。
前几天,我对一些年轻人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发现比起其他类似的恐怖袭击案来,他们对美国奥兰多夜总会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抵触情绪尤为强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事件中受害者的性别身份。这让我想起了不久之前的另一件事,今年的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日内瓦大学的性别研究所受到质疑,原因多少令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因为长期从事女权主义研究、以提高妇女地位为己任的该所,并未在这一天组织任何活动。一位在该所读书的女同学对我说,她对这样的现象感到“羞耻”,因为一切令人尊敬的学术机构都应当积极向社会推行正确的政治理念。
其实不独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在人口驳杂的欧洲也是高度政治化的。瑞士曾就移民问题展开若干次公投,可无论支持开放移民还是主张限制移民的人,都提出了在政治上无可辩驳的说辞:前者认为所有人都应当有自由迁徙和不受迫害的自由,而后者则认为大部分移民因不具备必要的生存及语言技能而只能挣扎于贫困线上下,这有悖人道主义精神。虽然公投的结果无外是“赞成”或“反对”两种,可在观念和修辞上,没有人胆敢持有公开的排外立场。关于“政治正确”是否有价值,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但至少在欧洲,主导性的思维方式始终有一个底线,那就是至少不在表达的层面上冒犯弱势群体和社会中的少数派。
这表面上是一个政治的平衡术问题,但深层的原因在于欧洲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行为”一体化传统。也就是说,在精神思想领域被视为正确的观念,也应当不遗余力地体现于社会实践的层面,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均被视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参与社会议题、向公众传递正确价值的“中介”。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若缺少相关领域的学者的声音,人们会普遍表达自己的不满。
欧洲的“政治正确”与其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关系密切,这值得我们仔细玩味。把看似日常的性别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究竟会导致不同性别之间的冲突,还是能够最终令性别关系实现最大可能的平等?欧洲的经验会告诉我们很多。
□常江(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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