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淬炼国民文明出行习惯,需个体砥砺价值观,也需外在制度来规范。
据报道,4日,北京八达岭长城,一对年轻情侣掏出钥匙在墙砖上刻名字,而身后不远处就是“禁止刻画”的牌子。女游客刻字时,男游客还拿出手机拍照。有游客上前提醒,两人置若罔闻。两人在长城上乱刻乱画的行为被公布于网络,瞬间传遍全网,饱受指责。
十一旅游黄金周,也是不文明旅游高发时段,除了吸引密集关注的刻字情侣,顺手检索还可看到“游客在景点随意丢弃垃圾、吸烟打牌”、“郑州植物园内草木被毁”之类的新闻。不文明旅游,所在多矣。每当此时,再祭出鲁迅那句“公共的东西落在外行手里他便糟蹋完”竟有陈词滥调之感。
游客在景点的不文明行为,早已屡遭诟病。有人总结了几种不文明旅游的类型:随意攀爬型,乱刻乱画型,乱扔垃圾型,不文明合影型。若有心观察,几乎每一个景区都会出现至少其中一种行为。游客在景区任性而为,几成一种旅游亚文化。
谁都知道“乱刻乱画没素养,随意攀爬不文明”,但这长久以来形成的旅游习性,在破窗效应的加持下,纠偏起来又非一时一日之功。淬炼国民文明出行习惯,还道阻且长。
从根由上看,游客在出游过程中,做出怎样的行为,与个体公民素养有关。公民素养因人而异,但一个成年人再怎么不懂世故人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总会受到一些基本价值观的濡染,比如节制、理性、利他等等。文明出游,正是要在这诸种价值观的指导下,克制自己逾矩的欲望,将基本的道德律令付之于实际行动。尽管自制力不太容易养成,但所谓“礼本非一时一事而成,积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通过一点一滴的素质训练,必有助于砥砺自身,养成文明出游的习惯。
当然,当社会整体的公民素养“水位”不高,苛求个体文明出游是不公平且不现实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另一重含义是:当一个人通过财富积累实现阶层上升时,在新的阶层中,不知礼节会被视为异类,会付出人际关系等方面的代价,而新阶层价值观的养成,靠的又是外在的一整套稳定且有序运转的制度与文化体系。所以,文明出游,除个体自制外,还需外在制度的助力。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财务状况的改善,与之相对应的,为治理、防范由之带来的不文明旅游风险,国家也设置了相关的法律屏障。2013年10月实施的《旅游法》规定游客“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2015年4月起开始实施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更是实行“黑名单”制度,游客不文明行为一旦被记录,旅游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措施,必要时,还会向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甚至影响其今后的旅游行为。情侣在文物古迹八达岭长城上的刻字行为,影响足够恶劣,完全可以依照《办法》,将其拉入“黑名单”,限制其今后的旅游行为。
这也就是说,让文明旅游成为一种习惯,必须要有足够的惩罚机制相匹配。这也是一个国家公民素养提升的保障。
本质来说,不文明出游频发,是国民精神文化层次与经济实力出现了断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同样出现此种情况。让节假日文明旅游成为一种习惯,要承认现实,也要从个体与外在制度等维度提升国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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