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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80周年:

我们失去的是批判精神还是那个时代?

2016年10月20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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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权且言之

  漫长百余年内,关于鲁迅的言说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史。

  在中国,从来没有哪位作家像鲁迅一样,如此楔入历史,而又如此遭遇争议。80年前的今天,鲁迅去世,文化界、思想界几乎立即感受到了他的离开所留下的空白;作为政治的图腾,抑或作为精神丰碑;从神化、圣化的旗手,到污名化的“绍兴师爷”,到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历史却从未摆脱过他的影响。

  漫长百余年内,关于鲁迅的言说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史。在他生前,思想的锋芒以及锐利的笔触,曾经覆盖了整个社会世相以及文化领域;而在其身后,历史的褒贬臧否,都折射出不同时代社会文化的精神百态。

  要了解鲁迅,必须首先“回到鲁迅”。上世纪初,正是古典文学与新文化、世界眼光与本土意识的历史交汇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造就了一批学者大师。而鲁迅,无疑是他们中间独特而出类拔萃的一个。

  他的独特,在于他既熔铸了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又兼具了超乎一般学者的思想深度与社会洞察力。他参与开创与发扬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启蒙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核,也成为了现代以降中国的一个重要精神源流。因此,要缅怀鲁迅,便需要廓清历史或庸众加诸鲁迅的种种误解,正确认识鲁迅所代表的批判精神。

  鲁迅的批判,是“忧愤深广”的。他深刻的思想,转化成了冷峻的批判的锋芒。指向国民精神奴役的创伤,比如阿Q精神;指向千年文化的积弊,比如“做稳了奴隶的历史”与“吃人”的礼教;指向国人的日常道德,比如“老太摔倒没人扶”这样一直延续至今的世风;指向蒋介石政府“不明大势,昏聩糊涂”;指向文人的“帮闲艺术”,等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鲁迅的批判,是指向自身的。不只是“皮袍下的‘小’”,更是指向了自身的“鬼气”与“虚无”。尽管认为“铁屋子万难有打破的希望”,但还是“知其不为而为之”,歌颂在绝望中依旧行动的“过客”。他以自己绝望的抵抗为知识分子设立了精神标杆。

  鲁迅的批判,是不调和的。他深谙世故而不世故,离开了中国的中庸传统。在“好好先生”“歌颂太平”的声音中,他愿意做不合时宜者,而且以“举世非之不加沮”的勇气,“一个也不宽恕”。在一片诺诺之声中,他愿意做谔谔之士。

  他们也许不知道,鲁迅的思想是冷峻的,但心是热的。在批判的同时,他也呼吁着建设。他希望“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他称赞“为民请命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他那样地寄望于青年和孩子,认为他们代表了未来。

  诚然,这个时代有许多非议鲁迅的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喜欢温柔的劝说,而不是痛感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畏惧思想,宁愿听取流言也不愿意面对真相,他们以晦涩的名义已经预先拒绝了对鲁迅的阅读。

  但鲁迅本人对此是不会在意的。因为他的勇气、深刻、孤独,以及从在世就开始承担的误解,他成为了他自己。也因此,尽管当下有很多“当代鲁迅”,但真正的鲁迅只有一个。而正如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作家学者都承认的,“想摆脱鲁迅他们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能永远听到“五四”的回响,这就是鲁迅的意义。

  □刘志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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