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人们想看到“转危为安”的向好奇迹,又不想看到太多的“危”局出现。奖励化解危机的机长,根本目的也在于两个字:安全。
虹桥机场两飞机险相撞事件又有新消息。据报道,11月3日,东航召开虹桥机场10·11事件何超机组表彰大会。在该事件中表现机智果敢的机长何超获奖励人民币300万元,机组获奖励人民币60万元。
300万元奖金多吗?置于涉事机长临危决断,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航空事故的背景下,这真不多——尽管有人认为,这名机长的应急举动兴许只是下意识的,当时他别无选择,可别无选择不等于“在其位者”都能做出正确的应急措施。
在危险程度接近“阀值”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通常都没那么容易。现实不是超级英雄电影,危机时刻这“侠”那“英雄”会从天而降。两架飞机翼尖距仅13米,只差三秒就会相撞……这堪称濒危中的极致。在当时情境下,飞机相撞不是小概率事件,一旦相撞大面积伤亡绝非妄谈。
情景极为相似的1977年特内里费飞机相撞空难583人死亡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殷鉴在前。生命是无价的,400多条生命危险被涉事机长化解,其功勋无以衡量,基于正向激励目的的物质奖励再高些,也是他应得的。
而民航方面奖励“英雄”也有先例:去年8月5日,深航奖励“成功处置7·26机上纵火事件”航班9名机组成员250万;而在更早的2012年,海航给“6·29成功反劫机事件”相关工作人员开出总额接近6000万元的重奖。
对航空公司而言,因重大飞机安全事故引发破产的先例太多,包括曾与波音并驾齐驱的麦道公司因MD-80、MD-82等机型先后出事成为历史,西班牙航空因2008年MD-82客机马德里起飞时爆炸起火遭重创停止运营,我国河南航空在伊春空难后迅速破产等。
这些都在指向着“安全”二字在航空领域的极端重要性。没了安全,引发的链式反应很可能延绵到重创社会的层面。而在奖励处险机长问题上,钱的问题已经退居其次,而奖励最重要的社会目的也在于安全。
人们乐见那位果敢的机长被重奖,是希望此举能激励更多民航业从业者,平日里有素训练,练出过硬的心理素质,练出危情之下准确判断、果断处置的能力,千钧一发之际能转危为安。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们想看到“转危为安”的向好的奇迹,又不想看到太多的“危”局;人们期待危急关头有人能临危决断,但又不愿见到这样的危急关头经常因“疏忽大意”而出现。
比起危机中的正能量,我们更需要的,是从源头堵住危机的多发,去避免极端事件,让公共安全场域少些“例外情形”。而公共安全,又需要包括机长在内与飞行相关的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合力拱卫。公众期待于他们的,是所有环节都能严格遵守相关操作规范,不折不扣执行飞行程序,如空管双岗制、电脑指令与实时观察结合等。
飞行安全事关重大,且往往间不容发,安全与灾难只有几秒的时间。惟有各个环节精准到位,杜绝有章不循和携带疏忽,方才有可能守住安全底线。而机长及机组人员的临机处置,只能是一种补充、一种救急,而非根本。谁都不想为了关键时候的“英雄救场”,而让现实变成灾难现场。
所以在这类事故征候上,重奖就该跟问责并存,作为一种直接或旁敲侧击式警示,引导相关各方更多地反思危机暴露出的问题,也将那些飞行规定执行环节的漏洞悉数填补。惟其如此,涉事机长的决断与那300万奖金的发放,才更具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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