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领域，也该来场“林张之辩”

　　举一反三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更具体的，关于中国核电发展、家电补贴、PX项目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争论。

　　昨天，虽然美国总统选举吸引了公众关注的目光，但与此同时，另一场被称为“世纪大辩论”的经济争论也引起了足够多的关注，那就是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了两人之前台下的争论，概括来说，林毅夫倾向于政府用更多的产业来识别比较优势，因势利导，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张维迎则认为，出于贪婪和无知，产业政策往往起到负面作用。

　　辩论现场，可以清晰地看到，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过于宽泛，把专利保护、税收都纳入了产业政策的范围，甚至把产业政策等同于政府作用。实际上，制定并严格执行知识产权、劳动、合同乃至产权的保护，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都应该不遗余力去做的。这既不是产业政策的范围，也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不会反对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似乎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林毅夫的观念背书。在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政府强势主导和市场化的结合，的确非常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精要所在。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遇到了阶段性的问题。30年的极速发展已经让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拐点的门槛上。“中国模式”不但已为当下中国社会积累了诸多问题，而且，面对新的技术、经济阶段，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有些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历史中积累的经验无法面临新的形势，刻舟求剑地把30年的经验变为理论，进而指导以后20年的经济发展，也会遇到诸多问题。

　　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技术选择，瞄准的是技术前沿。当一个经济体与外界的技术差距越小，面对的技术不确定就越高。应对这一变化，首先就要有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学术自由。技术改变带来生产力、社会组织生产形式的变化，产业升级中所要求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则要求的是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学术自由。简单地说，即要求更多的自由思想市场、学术自由、对政府的廉洁、透明、高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功，并不能为中国在后几十年产业政策的效率背书。

　　无论如何，不同观念的碰撞、争论，对于发现事实、寻找真理是非常有帮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就非常强调自由思想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场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争论，这是一件好事。笔者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更具体的，关于中国核电发展、家电补贴、PX项目等领域产业政策的争论。如果这些争论不能出现在大众面前，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政策缺乏一个科学、透明的决策基础。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