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

　　【一种怀念】

　　编者按：11月22日，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陈映真原名陈永善，台北莺歌人，1937年10月6日生，2006年定居北京。他是台湾文学的重要旗手。

　　早年作品多描写一代人的精神苦闷

　　在大陆读者最早接触到的台湾严肃文学中，就有陈映真的小说：《面摊》、《我的弟弟康雄》、《苹果树》，还有《山路》、《将军族》……彼时，似乎有人将其归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但其实，陈映真几乎每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其中有些生活于乡间罢了。

　　读他早年的作品，那些描写一代人之精神苦闷的小说，似乎总可以闻到那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而初涉文坛，陈映真更直接的模仿对象，无疑是鲁迅。相较于鲁迅小说中那些略显概念化的描述和人物塑造，陈映真的语言、他向自己心灵深处的探寻和挖掘都更为细致。擅长描写人物内心传统的同时，他也为表达这类人物的心灵世界，找到了更显诗意、更细腻灵活、更契合时代的语言，这也算是他对当代汉语文学的一大贡献吧。

　　比如《我的弟弟康雄》这篇小说，就是以一种哀歌式的独白形式来展现的。尽管在它之下，流淌着的是一股永难解开的忧郁情结，和与时代相称的颓废和无奈情绪，但读来却能让人感受到它缠绵不断流淌着的诗的韵致。作者很可能想借这篇小说，来对自己的少年时代作一告别：“他们都不知道这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然而我的弟弟康雄终不能赦免自己的罪。初生态的肉欲和爱情，以及安其那、天主或基督都是他的裂杀者。”

　　这种不安，其实是他那一代、乃至普世每一代的年轻人身上都有的，但他没有停留在这种青春期的伤感中，而是力图借助文学创作，冲破这层人世间的迷雾。于是，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他，很快就从《圣经》中找到了灵感。他把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重新叙述了一遍，写出了小说《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来自加略这个贫困、愚昧之地的犹大，乃是一个有着“为了左右穷困者被压迫者”而奋斗的理想主义青年，他反对犹太人上层替代罗马人上层的所谓“革命”，而他之所以出卖耶稣，是为了要引出“革命群众”，激起他们对罗马统治者的愤怒。

　　但这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冲破罗网”之举好像仍无法满足陈映真对理想社会的强烈憧憬。他后来在《后街》中自述：“他从梦想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连同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中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吸在画布上挥动画笔，有时甚而迷惑了自己。”

　　写悲剧小说却不怀疑信仰

　　转变出现在一九七五年，那一年他在文坛复出。在《贺大哥》、《上班族一日》、“华盛顿大楼系列”等作品中，他的写作手法变得写实，早期的幻灭与绝望的主题逐渐淡出，小说开始着重关注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对“人之心灵的损耗”，他亦始终抱持一种信念，那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遭淘汰。所以之后不久，他又开始在小说中重温“左派”旧梦，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山路》。但这部侧面描写革命者生活历程的小说，最后的结局却仍是一如既往的悲剧：故事结尾，因为同情革命者而自愿嫁到李家、承受了一生劳苦的蔡千惠，每天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标志物”，房子、汽车、地毯、冷暖气、沙发、电视机、音响，不由地开始怀疑过去执着的信念，进而否定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终于在萎靡衰竭中死去了。

　　尽管为小说设定了这样的结局，但陈映真自己并不真的怀疑坚持信念的意义，正如他在《贺大哥》中借任务之口说出的那番心里话：“你的一生，如果明知道理想的实现，是千百世以后的事，你从哪里去汲取生活的力量啊。”“不，毋宁是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及身而见到那‘美丽的世界’，你才能开始把自己当作有史以来人类孜孜矻矻地为了一个更好、更平等、更自由的世界而坚毅不拔地奋斗着的潮流里的一滴水珠，看清楚这一点，你才没有了个人的寂寞和无能为力的感觉……并且也得以重新取得生活的、爱的、信任的力量。”

　　这就是“老灵魂”陈映真，一个如今看起来那么过时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文字却依然能让人无比动容。不过，尽管他早已自我警惕道：“革命者和颓废者、圣徒和败德者，原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晚年却还是没能抵制住世俗的种种诱惑，真不知该让人如何言说。

　　□马维（文化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