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想盈利得看国民素质？

　　举一反三

　　相对弱势的公司联合起来，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有人使用单车时失信，就调高其网约车出行价格；有人用网约车时失信，就抬高其外卖费用。

　　共享单车APP自从诞生以来，迅速成为一桩现象级的产品。这是因为它为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打开手机，从单车APP地图中找到身边的车，用APP扫一扫车身上的二维码、解锁、骑车到目的地，然后，把车停在合法停车地，潇洒锁车走人，实在是超级便利，价格也不贵。

　　共享单车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项目，它把LBS技术（基于位置的服务）加在传统的公共租赁自行车，使旧的形态发生了新变化，不再拘泥于固定的停车桩。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共享单车似乎也遭遇了一部分市民的素质陷阱。有媒体报道，为了方便自己骑乘，一部分用户将自行车放到了小区甚至搬到了家中；有人刻意喷改解锁二维码，以便只有自己知道这辆车的二维码，达到独占的目的；更有极端者，甚至故意损毁自行车，让一些单车支离破碎……

　　实际上，共享单车在推出之前是已经考虑过这些情况的，为了应对少数不诚信者的行为，单车在产品设计上会额外计算出损耗成本；与此同时，在消费者体验上，也做了妥协。比如，更牢固的车身，是为防止不爱惜的人滥用；螺丝是定制开发，有的单车螺丝只能用其自己的工具才能拧开；没有车篮，是担心车篮里面一片狼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推高了成本，最终反映在消费者更高的价格，以及更差的体验。有的企业在初期，设计生产1辆单车大约需要花费6000元，现在随着原材料采购量的增加，成本已逐步降低到了3000元左右。

　　这些低素质行为，不但推高了车身成本，降低了消费者体验，也直接推高了运营成本。有单车的运营人员经常需要到居民楼中寻找被藏匿到使用者家中的自行车，甚至需要到物业部门调看监控视频来确定单车停放在哪一层哪一户，这些人力最终都会形成成本上的增加。所以有人感叹，共享单车最终能否盈利，还是要看国民素质。

　　实际上，任何服务业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服务员的工资，包含了遇到不讲道理顾客而受委屈的代价；儿科医生面对更大的职业风险，故而也降低了儿科医生的数量，进一步增加了儿童看病的难度；在金融行业，那些拖欠贷款的人造成的坏账，抬高了银行的成本……由于无法把这些人区分出来，服务行业只能按照概率来制定一个价格。这就意味着，是那些“坏人”抬高了服务行业的成本，而这些费用最终会转嫁到全体消费者头上，实质上就变为了“好人”因为“坏人”而多付费。从经济学来看，这是公平的。

　　所幸的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在改造着一切，可以还给那些老实人一个公道。

　　在当下，每个人的消费、出行都在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沉淀在不同公司的服务器上。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单个公司的数据无法精确地判断消费者的不诚信行为到底是故意还是偶然，很难凭此直接对这些消费者说不。即便说不，那些不诚信的消费者无非再另外选择一家同样的公司。所以，面对不诚信的行为，有单车公司即便给出半小时100元的惩罚性价格，消费者无非会选择另一家，或者大不了不用了。

　　但这些相对弱势的公司联合起来，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有人使用单车时失信，就调高其网约车出行价格；有人使用网约车时失信，就抬高其外卖费用。这种企业间的信用联盟，通过价格机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劝导用户更加诚实守信，比起政府的征信机制更温和、也更高效。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间的价格联盟，并非道德档案。因为在市场中，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个体，或者消费者，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消费者有拒绝一个公司的权利，反过来，公司也有拒绝特定消费者的权利。或者反之，给那些更有诚信的人一个更低、更方便的价格。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种预言，而是一个现实。最近，笔者租车的时候，一位客服人员就表示，芝麻信用650分以上，可以完全免掉押金。“互联网+”可以做到更公平，是时候让“好人”的价格更低，让“坏人”的价格更高了。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