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社会活动是他实现生命理想的方式

　　在第二卷《疯狂的幽灵》的序言中，蒙克对罗素的一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罗素的人生充满悲剧。罗素的一生成就卓越，悲剧色彩浓厚，着手创作这样的传记似乎是不可思议之举。不管怎么说，罗素早年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永恒地位，让他成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无可争辩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我发现，罗素的个人生活恰如一条漫长的情感之路，这条路遭到了严重破坏，……罗素的人生似乎以不可阻挡的方式，总是面临灾难。这是由他的两个基本性格决定的：其一是对精神失常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其二是相当强烈的虚荣心。”或许正是这些评价，使得当今的罗素研究者们对蒙克的传记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然而，在我看来，虽然性格特征会影响到他对身边事物做出判断，但他的智力天赋却总是能够让他以理性的方式处理具体事务；而且，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和面向大众的思想宣传，也是他理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实现自己生命理想的重要方式，这是一种“理智生活的升腾”。

　　我特别关注到蒙克在书中对罗素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这不仅在于罗素对中国访问的追述，更在于罗素对中国问题的评价。在罗素看来，当代人类文明面临的两难困境在中国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是文明本身带给人类的和平幸福，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种种恶果。罗素对中国将要不得不被西化的预见，是对人类未来前途的担忧：“中国的问题是所有西方人面对的问题：文明本身是否可以幸存下来？是否可能将科学、技术和工业引入一个社会，但是并不随之引入西方民族特有的侵略性军国主义？”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在个人层面鼓励人们质问和怀疑政客们灌输的东西，劝说人们接受一种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在社会层面则接受一种社会主义主张，即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和普遍的公民权利。当然，这些思想在当时的西方社会是完全无法得到认可和支持的。所以，罗素曾寄希望于中国，鼓励当时的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这也正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罗素思想的重要原因。

　　□江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