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兄弟姐妹》：个体也需对苦难负责

　　【文化谭】

　　戏剧是最直接、最具集体性的艺术形式，它甚至能够重塑集体的价值观。在《兄弟姐妹》这部作品中，艺术家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悲剧，在敲打着观众的“良心”：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懦弱、恐惧以及麻木不仁。

　　圣彼得堡小剧院的《兄弟姐妹》，今年3月4日、5日在天津大剧院进行了两场演出。这出戏首演于1985年。自1988年起，列夫·朵金把这部戏带到了多个欧洲国家，1994年再次赴法国参加“俄罗斯演出季”一锤定音，确定了“圣彼得堡小剧院”的国际声誉。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这个剧院从来没有来过中国。这其中有着诸多复杂因素，包括俄罗斯剧团的国际文化战略，首先最为关注欧洲。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近年来英国、德国、法国、波兰的一些顶级剧团和导演，都把他们的作品带到了中国。这时候，“圣彼得堡小剧院”终于姗姗来迟，带来了2015年复排的最新版本《兄弟姐妹》。

　　尽管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尽管2015版参演的演员绝大多数是85后的青年演员，《兄弟姐妹》的演出仍然具有魅力。其中，有战争的苦难、饥饿；有官僚体制下农民的悲惨生活；有被拆散的美好爱情；有俄罗斯乡村的风土人情；有人们面临道德选择时的艰难困境……

　　面对历史的真相，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责任，也是艺术家的。原著小说《普利亚斯林一家》，揭开了官方文学叙事体系从未所提及的、触目惊心的“生活真相”。列夫·朵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观众已经厌倦了宏大叙事的“粉饰”；他知道，这样的“真相”会触动人们的内心，会引发观众对于生活的反思。

　　其中带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无疑是对“人”的解读——尊重人，尊重个体的价值。没有对个人的尊重，就谈不上国家和民族。近100年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诸多屈辱、战争和苦难，儒家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被严重破坏。在儒家文化中，“家”与“国”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但别忘了，其核心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

　　正如剧中结尾处，安菲萨提问：“为什么我们要破坏自己的生活？为什么相互之间彼此不能让对方过正常的日子？”是的，面对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不禁要问：谁该为此负责？谁是罪魁祸首？

　　生活是复杂的：剧中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他人的人。无论是安菲萨还是米什卡，或者那些饱受苦难的村民们，莫不如是。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体制的问题。没错，把一切归罪于时代和体制、归罪于领导人最为粗暴直观。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实际上，这个社会是由我们每个个体构成的，是由我们每个人的罪孽、恐惧、懦弱、勇敢和牺牲构成的。

　　真正的改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从人内心开始的。戏剧是最直接、最具集体性的艺术形式，它甚至能够重塑集体的价值观。在《兄弟姐妹》这部作品中，艺术家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悲剧，在敲打着观众的“良心”：让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懦弱、恐惧以及麻木不仁。

　　■ 题外话

　　需重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对于当代俄罗斯戏剧，我们研究得还不够全面、不够透彻。除了朵金，我们还可以数出福缅卡（已过世）、安纳托利·瓦西里耶夫、扎哈罗夫等大师级人物。这几位大师每一个人都有鲜明的个人特色，都可以说是代表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新的发展方向。

　　列夫·朵金导演曾经多年从事导、表演教学工作，是当代俄罗斯戏剧的代表人物，假如这出戏早一点来到中国，必然会给中国的戏剧人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并校正我们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认知。

　　要知道，中国戏剧学院教学体系在五十年代“全面接受”了苏联专家的指导，彼时，正是苏联国内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推向僵化的时候。《兄弟姐妹》的演出，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是“活生生”的心理现实主义戏剧，“斯坦尼”体系的精髓并非是“庸俗现实主义”。

　　最好的勉励不一定来自西方

　　很多人问这部剧之于中国戏剧，会有怎样的影响？很难回答。反正来了总比不来好。不过，我倒是觉得，最能给我们启迪的是我们自己的戏剧前辈：梅兰芳、焦菊隐、黄佐临……沈从文曾经对黄永玉说过一句话：要不停地工作。这句话，黄永玉记了一辈子。对于我们的戏剧人来说，最好的勉励不一定来自于西方的艺术家，而是来自于像沈从文这样踏踏实实工作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

　　□彭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