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大侦探》的思辨性，综艺本就该有

　　综艺窗

　　也许看了太多尴尬得笑不出来的综艺节目，忽然在《明星大侦探》中看到了对人性、技术的思考，竟然有些惊喜。实际上，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产品所必须具备的因素？

　　买来的综艺，“本土化”很重要

　　2017年伊始，《明星大侦探（第二季）》上线，至今已播出七件“大案”。第一季中为人诟病的“玩家太菜鸟”、“案情过于简单”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的修正。本季主打“向经典致敬”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节目剧本的质量。也因此被不少观众冠以“唯一可能超过原版”的节目

　　在一批“原版粉”的心中，《明星大侦探》版权方——韩国JTBC的《犯罪现场》属于最不可能被引进的节目类型。道具、场景、剧本的难度是一方面，对于出演嘉宾在逻辑、表达、推理和观察能力等综合表现的高要求，也是保证节目流程顺利进行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基于分众市场考量的“推理类”综艺节目，受众必然具有一定局限性。尤其是一些较为沉重的案件，还需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和节目推广的潜力。

　　因此，制作组将节目做了“去犯罪化”处理。可能是考虑到“教唆犯罪”的潜藏隐患，模糊处理了许多犯罪细节。原版节目在深夜播出，观众以青年人为主，但是国内节目还需考虑到未成年观众的接受程度，整体观感更往综艺游戏靠拢。因此，在第一季时会被人诟病角色扮演的入戏程度远远不够：节目在有几期案件中，许多证据和犯罪细节常常在嘉宾玩笑之间不了了之，道具组的精心准备似乎没有“物尽其用”。

　　但是，最新一案《恐怖童谣》，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在案件的复杂度和精彩度上都做出了突破，观众大呼过瘾。比如那首作为线索的童谣，在节目的每个重要节点想起，推向高潮。制作组在场景的塑造上也尽可能地向“恐怖”、“悬疑”的风格上靠近，不少观众评论说“一个人有点不敢看”，这还是该节目前期从未出现过的评价。另外，本集最后还留有悬念，即“凶手不是真的凶手”，而幕后的大Boss也引起大量讨论。

　　综艺节目在结束之后的后续效应，似乎总是围绕着丑闻八卦，能用节目内容吸引观众才是真正良性的节目效果。既然节目的初衷是建立在分众市场之上，就不能让娱乐化扰乱了原本的风格和特色，只要在尺度上有所把握即可。

　　网综不能只让观众傻笑

　　节目在定位上也做了一番调整。从嘉宾的配置和现场表现来看，更往娱乐化方向靠近。加入了撒贝宁、大张伟、王嘉尔等人作为插科打诨的角色，尺度更大，甚至有不少“污”的片段。虽然“偶像+段子”的组合正中青少年观众的红心，但是对于破案的专注感大打折扣。比如撒贝宁有时候会“抖机灵”过了头，在一期节目中说“我们一起吃药”这个梗说了三四遍，不仅没了“笑果”而且节目节奏被破坏了，原本集中推理的气氛荡然无存。而王嘉尔普通话不好这一点也反复被嘲笑，几乎每一集都出现——是有时候，在他讲述自己推理思路时，被无情打断，就显得有几分“不识相”。

　　网综既是当下和未来承担着网民影视休闲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味地搞笑和砸“大腕”，远远不能满足业态发展的需要。虽是综艺节目，即使是玩游戏也需要懂规则、专注其中才行。就像探险节目需要胆大、有忍耐力，才艺竞技节目需要严肃规则、用心比赛，都是一个道理。

　　如果任何一个网络综艺都只需段子和明星，就能热闹起来，那节目之间的差别和高低之分又体现在哪里呢？说白了，就IP剧一样，“大IP+偶像=热搜剧”，综艺节目就是“王牌版权+流量明星=热播综艺”，这个等式如果一旦成立，又有哪个制作方会花心思制作良心剧呢？

　　至少，《明星大侦探》最新几集的尝试做到了一件事，带来了一个已经许久不见但是基本得不能基本的东西：思辨性。从一个关于演艺圈的凶杀案，发展到对网络暴力、粉丝行为的思考；从一个实验室凶杀案，发展到对人工智能和人类未来的思索。场上的明星嘉宾对于网络谣言、网络暴力都有切身体会，何炅、撒贝宁的知识水平和口才上也实在厉害，在破案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反思，既避免了无脑的纯娱乐，在无形之中也做到了本土化。

　　也许看了太多一笑而过，甚至尴尬得笑不出来的综艺节目，忽然在一个综艺节目中看到了对人性、技术和社会的思考，竟然有些惊喜，实际上，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产品所必须具备的因素？□豆包（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