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载求学路 一生人大缘

　　我在人大求学十载，虽然没有实现入学时的“宏愿”，但一直铭记“更广、更深、更远”的教诲，激励我继续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国内著名高校里，中国人民大学与众不同。一方面，人民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当年一度以莫斯科大学为蓝本；另一方面，人民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干，与大多数重点大学以理工科立校或文理各半形成鲜明对照。不过，通过在人民大学近三十年的求学和教学经历，我逐渐体会到，人民大学80年校庆的主题词——“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是她最为深沉的基调。

　　“中国人民大学”，这个质朴、崇高的校名令我着迷，萌生了报考人民大学从事哲学研究的愿望。这种愿望激励着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习，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

　　当时，我虽有浓厚的哲学兴趣，但并没有相应的学术能力，哲学思维则需要长期的严格训练。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当时最出色的一批老师的授课和指导，他们多数风华正茂、挥斥方遒，专业学识与理论视野在当时的学界属于佼佼者。

　　在我读硕士时，导师单少杰先生气骨不俗，境界高远，实获我心，在学业和生活上总是“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他还提供机会，让我去南方的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实习了一个月，不过实习的结果是让我彻底打消了从事哲学研究以外任何工作的想法。他也支持我继续跟随西方哲学史家苗力田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年届八十的苗先生本已打算“关门”，幸亏多位老师美言，终于同意继续招生。考入苗先生门下之后，我也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忝居以“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为研究宗旨的学脉之列。

　　苗力田先生1917年生于黑龙江，今年适逢百年诞辰。苗先生经历过东北青年的流亡生活，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最终，抗日救亡的热情沉淀为刻苦研究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的动力，成为我国著名西方哲学史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五十余载。苗先生与他所钟爱的亚里士多德一样，秉持“思辨是最大的幸福”，砥砺学问，清贫自守。他甚至近乎苛刻地认为，治思想史者，要“多读、多想、少写”，50岁之前都只能是打基础的阶段。

　　我博士入学之时，正是先生八十大寿和《亚里士多德全集》汉译本大功告成之际。这是第一部国外哲学家全集的汉译本，广受好评，屡获殊荣。我本以为苗先生功成名就，到了“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时候，但实际上先生的创造力和学术旨趣又达到了一层新的境界。

　　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他是苗先生非常喜爱的哲学家。苗先生多年来一直想招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博士生，如今重任在肩，令我诚惶诚恐。这篇论文后来以《天人之境——斯宾诺莎道德形而上学研究》为题出版，当时得到了苗先生和答辩委员会专家的首肯。

　　但不幸的是，在论文答辩之后第二天（2000年5月28日），苗先生溘然长逝，令我痛悔交加。回想起不久之前，苗先生还与我并坐于沙发上，字斟句酌，共同讨论我的论文。我的想法，先生充分尊重；先生的异议，我也敢斗胆争论，仿佛这一老一少是在共同遣词造句，探求真理。此情此景，真是刻骨铭心。

　　苗先生一生，清贫自持，律己甚严，惟以治学授业为乐，他留下的就是那一批珍贵的精神财富和一脉不绝的学术薪火。在为《世纪学人百年影像》的题词中，苗力田先生写道：“更广、更深、更远。一个民族想登上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前半句是他仿照奥林匹克口号，对理论思维提出的“哲学奥林匹克口号”，后半句则是恩格斯的名言。

　　我在人大求学十载，虽然没有实现入学时的“宏愿”，但一直铭记“更广、更深、更远”的教诲，激励我继续在人民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我想，这一动力与“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宗旨殊途同归，仿佛是主题统一而调性多样旋律多姿的交响曲，谱写了中国人民大学80年的多彩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