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从阅读开始的改变

　　正是由于阅读的缘故，我不断地走进更为浩瀚的精神世界。40年来，我一直行走在阅读研究与阅读推广的路上。

　　我是77届的大学生。1978年2月，当我一个人背着一个自己油漆的小木箱，揣着姨妈送的50元钱和几件衣服，登上去往苏州的长途汽车时，我仍然没有意识到，那场考试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其实，正是那一次考试，彻底改变了一个苏北农村男孩子的命运。而那场考试背后的改革洪流，更是改变了共和国的命运。

　　大学图书馆是我们的天堂

　　高考改革就是那场改革洪流冲破的第一个“堤坝”。那时候，高考是没有门槛的，它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恢复高考的时候，对年龄和学历的要求都不严格，几乎是零门槛，任何人都可以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许多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凭的人，因此有机会参与高考，最后顺利进入大学甚至读研究生。

　　1978年进校的时候，学生年龄差别比较大。但是，恰恰是这种混龄学习，给我们的成长带来很多优势，大同学和小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大同学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阅历和经验比老师都丰富，老师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可以帮助解决。

　　那时候，我们老师的学习劲头、积极性决不亚于学生，因为他们也是被十年文革压抑和耽误的一代人。为了能够站稳课堂，为了能够追回失去的东西，他们也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所以，他们的确是与学生一起成长。

　　那时候，大学图书馆是我们的天堂。我们许多学生真的是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疯狂地阅读。到图书馆里经常找不到座位，经常需要下午把书包放在那儿抢座位、占座位。我们拼命地借书、读书，每星期都借满一书包书去读。《西方哲学史》《文明论概略》《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国历代诗歌选》《悲惨世界》《茶花女》《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一本本著作，成为我大学时代最好的精神食粮。我的中小学时代是一个不鼓励读书也没有书可读的时代，1978年是我读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书籍成为我生活与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40年一直行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

　　正是由于阅读的缘故，我有幸在大学三年级就被选为留校教师送往上海学习。也正是由于阅读的缘故，我不断地走进更为浩瀚的精神世界。40年来，我一直行走在阅读研究与阅读推广的路上。

　　1993年，我担任了苏州大学教务处长，在苏州大学建立了大学生必读书制度。1995年，开展组织力量研制中小学生、大学生及教师四大书目。2002年，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起航，营造书香校园成为最重要的行动。200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

　　此后连续多年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把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建立国家阅读基金等，成立国家阅读推广委员会，加强社区图书馆建设，把农家书屋建在村小，给实体书店免税，国家领导人带头做阅读的模范，打击盗版、繁荣网络文学、规范中小学图书馆图书采购招标等。

　　时光从不辜负任何真诚的努力。40年来，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教育生态和阅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欣慰地看到，阅读的理念已经被更多的人接受，全民阅读的氛围越来越浓厚，阅读率连续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5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172个，已建成农家书屋60余万家，更多的人享受到了公共阅读服务。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7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为8.81本，比2016年的8.34本增加了0.47本。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较2016年的平均水平（17.0%）提高了5.8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的发展，提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整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在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塑造着共和国的未来。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