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命案岂能因传销而轻判？

　　金语良言

　　在传销组织对于反抗者实施非法拘禁和身体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往往都被以非法拘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轻罪判处，这是违背有关法律规定的。

　　据近日媒体报道，2017年春节前后，湖南涟源小伙邱某被同学张开河骗入位于河北廊坊的传销组织。因为不愿加入，邱某被限制人身自由。七天时间里，邱某经历了一场残酷折磨，甚至以活埋相威胁，强行灌水，直至邱某死亡。2017年12月27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林星、杨云、李智文、颜文龙、陈法金犯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十五年至十二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被告人张杰、张开河犯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三年、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而就在此前的2017年12月25日，杭州市中院对被害人大力（化名）被传销人员殴打致死一案做出判决。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对被告人王某某判处死刑，对被告人陈某某和谭某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被告人杨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该案发生于三年前的2014年1月，因被害人在与家人打电话时，连说三遍自己被骗入了传销组织。在求救败露，加上执意不加入传销组织后，被传销人员殴打致死。

　　传销很多时候胜过严重的暴力犯罪

　　事实表明，多年来，传销一直是不少地方社会治理的毒瘤，而且久治不绝，不少传销案件的危害后果已远远超越传销本身。将“传销”和“死亡”输入搜索栏，会看到大都位于东部地区的诸多传销命案。有媒体通过公开资料检索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到2017年有33人死于传销组织。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一直到两广，每年都有年轻人因踏入传销而身亡，几乎每个东部省份都会摊上几桩命案。

　　而在这33个案例中，死亡的原因就是无所不在的暴力。其中，16个人被殴打致死。因窒息死去的年轻人就有8个。有5人是从楼上坠下，有3人在逃亡中溺水身亡。上述两起司法裁决再次印证了传销组织暴力犯罪的狰狞面目。

　　表面上，传销犯罪看上去是一种经济逐利型犯罪，但实质上很多时候胜过严重的暴力犯罪。传销活动被称为经济领域的“邪教”，以拉人头方式不断发展下线，最终实现极少数金字塔顶端的人敛财的目的。传销活动已将“上课洗脑”的精神控制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暴力手段相结合，遇到不服者就会使用极其严重的暴力迫其屈服，所以，传销案中命案不断，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极大。

　　别因为传销而忽视了命案本质

　　然而，对于传销致死人命的案件，不同司法机关的处理却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上述所举的两起案件，杭州案对将被害人殴打致死的传销组织人员定为故意杀人罪。而在廊坊的邱某被害案中，尽管几名被告人对被害人施以酷刑，犯罪手段十分残忍，其暴力和凶残的程度与杭州案并无二致，但结果却没有定故意杀人罪，最严重的处罚仅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尽管我国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并没有涉及故意杀人的手段如何残忍。但在刑法第234条关于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中有关于手段特别残忍的规定，即：“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可见，即使不认定放任被害人死亡的间接故意杀人，而选择故意伤害罪，可对于传销人员使用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量刑范围也包括选择无期徒刑和死刑。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上述传销案件中犯罪手段已令人发指，足以匹配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这样的案件，不能因为是传销引起，而忽略了其命案的本质；相反，传销犯罪应该使命案的危害性更为加重，将传销与命案数罪并罚才行。

　　司法要洞察经济犯罪背后暴力犯罪特征

　　在传销组织对于反抗者实施非法拘禁和身体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中，涉及的罪名通常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等。这些罪名的成立条件和量刑标准清晰明确，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往往都被以非法拘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轻罪判处，这是违背有关法律规定的。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司法要准确把握犯罪性质的转化或者重叠，尤其需要洞察经济犯罪背后暴力犯罪的实质特征。

　　另外，在上述廊坊案一审期间，几名被告人家属对邱某的父母进行了相应的经济赔偿，这一做法在实践中也比较常见，被告人及其亲属希望通过给予经济赔偿，来换取对被告人从宽量刑。但赔偿本身是犯罪人损害他人利益后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给予赔偿应该只是酌情考量的量刑因素。对于这类以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案件，司法不可认同“以钱抵刑”的做法，否则，就会大大降低犯罪的成本，阻碍刑罚应有的威慑效应。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