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婚再婚禁办酒席”：权力之手不能伸得太长

　　一家之言

　　据了解，当地“民间办酒吃到人穷”，非但办酒名目众多，还形成了礼金攀比的恶性循环，让民众苦不堪言，所以才出手整治。但是“初衷”从来都不是舆论评判政策的唯一尺度，依据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规性，才是绕不过的评判基点。

　　复婚再婚禁办酒席？这听起来魔幻却是现实。据媒体报道，近日，贵州天柱县文明委发布该县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民间办酒，除婚嫁酒、丧事酒以外的酒席视为违规酒席。还规定，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可操办酒席外，另一方不得操办。

　　禁止复婚再婚办酒席，并非当地的“初创”：早在2016年1月，贵州凤冈县就曾发布“关于操办酒席的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复婚”和“双方均为再婚”不准办酒席，并称凡是生活和居住在凤冈县的人都要遵守。2017年1月，贵州凯里市也组织召开了全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工作大会，对《凯里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试行）》进行全面传达，各级各部门签订《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工作责任书》，办法中明确“除结婚酒、丧葬酒以外的其他一切酒席一律视为违规酒席；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外，另一方不得操办”。

　　这两个地方的规定出来后，都曾引发诟病，成了民众吐槽与专家指错的对象。最终凤冈的这份所谓“婚丧嫁娶”新规在出台不到2个月后，就迅速夭折；凯里的则被证实只针对党员、公务人员，对民众只是“倡导”。

　　可两地遭遇的舆论覆辙，似乎丝毫没影响到同在一省的天柱县。当地对酒席操办的规范情况跟“凯里版本”如出一辙：都对酒席操办主体、次数、标准、规模、地方等，做了明细规定，如明确婚娶酒只能本人或父母操办；严禁一事多人办、一事多地办，或化整为零、分散办酒、异地办酒等。只不过，跟凯里不同，其意见针对的不是党员干部，而是居住在天柱县范围内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含流动人口）。而其依据解释则跟凤冈的相似：都是说“实地调研，根据群众反馈”。

　　拿“复婚再婚禁办酒席”的做法来说，此举的确是出于善意初衷——据了解，当地“民间办酒吃到人穷”，非但办酒名目众多，还形成了礼金攀比的恶性循环，让民众苦不堪言，所以才出手整治。但是“初衷”从来都不是舆论评判政策的唯一尺度，依据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规性，才是绕不过的评判基点。

　　问题是，以红头文件“指导”的名义，禁止属于民众私域范畴的复婚再婚宴请，既是对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的违背，也容易引来歧视复婚再婚之嫌。通观这类禁止民众复婚再婚办酒的文件，基本上都找不到过硬的法律依据。

　　基层文明委发布的指导意见虽为非强制性的规范性文件，但亦有其效力，也应慎之又慎，在“规范”民众之前先规范自身行为，将其严格框定在法治框架内。就治酒席乱象而言，引导民众顺着村民自治渠道拟定“村规民约”，就比用红头文件一刀切地禁止要好。

　　道理还是那些旧道理：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而不能任由权力冲动越位“出笼”。可无论是前不久有地方规定“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还是“复婚再婚禁办酒席”之类的奇葩规定屡批难消、动辄借尸还魂，都说明有些地方、部门仍未将法治意识嵌入行政运作中。

　　□侃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