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有言情，更有另类的眼光和境界(1)

　　对于张恨水，相信很多读者还有诸多空白区。为什么他没有转向“新文学”阵营？他对章回小说做了哪些革新？报人身份对其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来听听他的研究者是怎么说的。

　　对张恨水小说的研究，还是盲人摸象式的

　　新京报：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张恨水为什么没有如胡适、鲁迅等人一样转向“新文学”，其中有哪些原因？

　　解玺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家庭环境。张恨水的家庭既非书香门第、也非耕读之家，祖父、父亲对子弟读书往往缺乏自觉意识。二是教育。开蒙晚，不系统，没有遇到好老师，更没上过好学校，苏州甲种农业学校便是他读过的最高学历了。三是读书。由于父亲对他读书基本上是放任的，书塾和学校也并不规范，使得他有条件大量阅读古典小说、西洋小说和古典诗词，养成他对古典文化以及文学写作的兴趣。四是他的圈子，基本上是一个旧文化的圈子，与他最亲近的几个人，如郝耕仁、张楚萍、张东野，都与新文化无缘。五是他的性情。他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写道：“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融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我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

　　新京报：张恨水的小说有哪些特点？

　　解玺璋：张恨水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4年至1948年。这24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4年到1935年，第二阶段从1936年至1948年。

　　第一阶段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材广泛，多为发生在北京（1928年后改为北平）的人和事。以人物而论，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和群落；以场景论，则豪门、胡同、贫民窟等等，清浊雅俗，无所不容。

　　二、风格上，接续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通俗小说传统，叙事结构方式多取“晚清四大小说”与民国以来《歇浦潮》《上海春秋》等书的路数，以宏观多线的叙述方式表现广泛的社会生活，注重“怪现象”的揭露，人物众多但偏于流动展览方式，较少性格心理刻画。但能自觉到为纠正这些偏颇所做的努力。

　　三、本阶段小说以采用章回体为主。

　　四、喜欢在小说中穿插古文、骈文和诗词曲。

　　五、吸收西洋小说的写法，有了多样性的结构方式；特别是取材的范围也大大地扩展了，“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创作国难、抗战题材的小说；1934年西北考察归来，写了数部反映西北人民生活之苦的小说。

　　第二阶段：

　　一、直接描写抗战战争场面的作品，比前期写国难，写抗战，穿插在故事中的写法进了一步，在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二、社会讽刺小说，代表作为《八十一梦》《五子登科》等，针对两类人物，一是有权有势的官场人物，一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的人物，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不良文人，写出了战时一些人对“金钱”的膜拜。

　　三、塑造了一批“举世皆浊我独清”式的传统文人形象，彰显其道德理想，代表人物有《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傲霜花》中的教授唐子安等，都有作家形象的自我投射。

　　四、写作技巧，或艺术性方面，基本放弃了章回体的写法，而改用分章的写法，传统故事模式也不见了，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

　　新京报：张恨水的作品似乎总少不了男女间的爱情纠葛，他为何偏爱这一情节模式？

　　解玺璋：这固然与古典文学自明代以来专有言情一派有关，但他也不是为写爱情而写爱情，比如《春明外史》，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的爱情，其实还承担着小说结构的作用，不使这种新闻体小说的情节显得过于散漫。

　　读者的阅读趣味，也是他常常要在小说中安排男女恋爱情节的原因之一。

　　新京报：人们对张恨水的评价，经历过几番改变。现今，当时的背景因素已不在，仅从作品看，我们应如何全面评价他的写作？

　　解玺璋：客观、公正地评价张恨水这个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作用和地位，有待于研究者历史观的转变；同样，给予张恨水的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也将有待于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旧有史观、批评观和文学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走的是“西化”之路。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几乎没有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席之地。不要说批评当代作品，即使针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常常被纳入西方文论的范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西方文论，才有了中国文学史。这是张恨水的小说很难得到全面、公正、客观评价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即张恨水的小说数量特别巨大，很少有人全部读过，因此，我称目前这种对张恨水小说的研究，其实还是盲人摸象式的。这就是说，全面评价张恨水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下转B04版）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