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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鞍山市,评书达到了空前的影响力,它不是诸多娱乐选项中的一个,而是作为绝对的流行核心。现任鞍山广播电台评书部主任李威说,“那时候鞍山钢铁厂各个厂区,包括正门那儿都有大喇叭,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包括中午十一点半,评书播的时候,走到那的人都不动了。”
晚上六点半是评书的专属时段。部分工厂企业会调整上下班时间,以便职工可以完整地听完节目。电影院也改变了放映时间,六点开演的电影延后至七点二十,时间恰好够大家听完评书,从家走到电影院。
评书火热,让学评书成为潮流,许多新人投身其中,说书不仅时髦,也代表着收入上的飞跃。1983年,鞍山曲艺团开始实施承包制,平时演员不领工资,外出商演收入上交百分之三十,剩下的留给演员自己分配。由学员班转入的年轻演员演出费最低,但只要能随团外出商演,每个月收入便都在500元以上,且一年中至少有六个月是在外地演出中度过。鞍山曲协主席于铁回忆,只要在外面演出,一个月赚到的是别人一年的工资。
源起
咱们工人有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将东北列为重工业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成为国家级事业单位,当时,鞍钢拥有十几万产业工人,以及相应的工业区和家属区。第一批嗅到其中商机的是以唱西河大鼓与东北大鼓为主的走唱艺人,十几万产业工人与三班制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在任何时段,都有听众,且这些听众具有消费能力,于是鞍山这座原本与曲艺关系不大的城市,开始大量涌入天津、北京一代的走唱艺人。
走唱艺人通常以正月初五、五月初五、八月十五三个时间为周期,更换演出城市,但由于鞍山市的演出市场火爆,很多艺人便选择了常驻,随后因为政策相继落了户口,成立了非官方的曲艺协会(鞍山曲艺团的前身),自此有了行业管理,开始面向社会招收学员。鞍山市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便是曲艺协会的学员,1959年,她作为学员加入曲艺协会。而她扬名全国的广播评书,则在她加入曲艺协会之前便已出现并取得了反响。
1955年,天津西河大鼓艺人杨田荣加入鞍山曲艺团,此前,西河大鼓出现新派,强说弱唱,甚至放弃了唱的部分,杨田荣是其中代表人物。当时,鞍山广播电台已经开始为另一位西河大鼓名家石长岭录制了广播评书。而杨田荣的到来,则让鞍山评书第一次赢得了全国性的关注。
潮流
新花旧树总相宜
新中国成立以后,评书在1953年与1962年经历了两次“说新书”风潮,第一次风潮中尚有传统作品可说,例如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杨田荣是第一批在传统作品之外,尝试说新书的艺人;第二次“说新书”风潮到来时,所有传统作品都被禁止演出,说新书成为唯一选择。
第二次“说新书”风潮,杨田荣录制的《铁道游击队》被中央广播电台播出,随后被《人民日报》报道。成为全国知名人物,也开辟了鞍山的新书市场,此后十余年里,新书延续了评书在这座城市的香火。当时,能说新书的艺人多为年轻演员,很多老艺人无法适应,处境窘迫,曾有老艺人为了符合标准,要将《济公传》改为《革命和尚》。另一方面,在茶馆说新书的收入不足说老书的五分之一,缺少实质的吸引力。尽管有政策方面的干预,但鞍山的评书市场一直有着相对大的宽容度,即使在“说新书”浪潮期,城市里仍有五十多个评书演员。市场足够大,竞争也足够残酷,有些茶馆临街相对,演员说得不好,观众起身便去对面茶馆。有时,两家同时有角儿,同时演,各凭本身,评书行里俗称“对地”,常有关系亲密的人陷入“对地”的境遇里。一位鞍山曲艺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刘兰芳出徒后曾经和自己某位老师“对地”,那场她的观众比师父多,老师气急败坏,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这是评书火爆盛景下的另一面,私欲和利益也交错着这个行业。
巨浪
十年苦难摧心肠
十年“文革”期间,鞍山评书界发生的很多事,如今依旧是讳莫如深的话题,亲历者都不愿提及,李威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传闻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定了解的人都能对号入座,曲艺界老先生曾私下里和他开玩笑,“谁敢把这些江湖恩怨都写出来,那就真炸了。”他同时也觉得,这些事情并无公开的必要,毕竟真正亲历过的人已经不多了。
在公开信息中,唯一正面谈及“文革”期间同行互相戕害的人是单田芳,在其自传《言归正传》里写道,昨日亲如一家的兄弟,在运动中反目,手段残忍。其中一位书中名为王保生,在这部自传的评书版(或者叫有声版)中,王保生恢复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评书演员巩宝生。单田芳女儿单慧莉是这部自传的第一稿校对,也是在看到书稿之后,才知道那段期间发生了什么,“我就大致看一看,看到巩宝生的时候,我说哎哟,我当年最亲热的巩叔,闹半天是这么对我父亲的,原来我不知道。”单慧莉说,“这些细节我是在书里头才知道的,以前一点都不知道这些事,(老人)也从来没说过。”
单慧莉记得家里曾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单田芳与巩宝生的合影,照片背后有单田芳写的字:“立志不交无义友,存心当报有恩人”。自传中提及了在运动中一直竭力保护他的评书演员张全友,是已故鞍山籍评书大家张贺芳的弟弟,张全友告诉记者,单田芳自传里之所以会直接点名,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没原谅。“文革”结束后,除了下放不愿再回来的人,大多施害者与受害者又回归曲艺团,重新开始录书与演出,但公共场合都尽量回避碰面。张全友告诉本刊记者,单田芳这一辈艺术家,都是很晚才开始收徒,都是因为害怕。这种恐惧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消除,中间的过渡期同样让老评书演员对自己的职业慎之又慎。
风行
万家灯火尽辉煌
当刘兰芳在鞍山广播电台录制播出《岳飞传》火遍全国之后,《隋唐演义》也成为单田芳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播出后,单田芳标志性的嗓音传遍千家万户,走红全国。李威按年份梳理了鞍山广播电台建台后录制的评书,并完成电子化转录。档案室里,那些上世纪的开盘带成为评书辉煌时期的最后证据。
连续出品了两部影响全国的评书作品,鞍山广播电台的评书节目成了各地电台争抢的作品,一时风头无两。当时每盘带子需要人工一比一拷贝,外地来的同行背着机器排队等待,一百讲的评书要拷贝一百讲的带子回去,李威说,“那个场景是很壮观的。”
他同时也告诉记者,壮观的背面还有另一种景象,像石连君这样与刘兰芳、单田芳年纪相仿,业务能力也非常好的评书演员,因为恐惧,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敢录书。
尽管如此,随着刘兰芳与单田芳的相继走红,评书还是迎来了自己真正的黄金时代,也是鞍山曲艺团最风光的时代。那时曲艺团经常去外地演出,受欢迎程度已不亚于今天的偶像明星。鞍山评书界的三芳,刘兰芳、单田芳、张贺芳各带一支演出队,无论在哪演出,广告一贴出来,门票便一售而空,甚至催生了最早的黄牛党,在演出前,黑市票可以加价五倍。张全友记得随单田芳去西安演出,十天的票一天内全部卖完。单田芳是每晚的压轴演员,“上千人的体育场里鸦雀无声,全在那听着。”张全友回忆道,“随后上宝鸡演出,单田芳说《隋唐演义》十阵赌输赢,他说五阵,下个地方接下。结果单田芳刚要走,车就被拦住了,观众趴车上不让走,你还差五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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