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万安 后客家时代的春劫

　　有一场集体运动，至今逃离未遂，那就是早已被时代成功改造成“春劫”的春节。每年岁末，强烈逃离的内心意志，终究不敌那根早已脆弱不堪的文化脐带，照旧被裹挟进东方大陆的集体迁徙运动。

　　从节庆考古学的角度来说，作为集体庆祝年岁丰收的古典节庆，春节的内核在物欲过剩的年代里早已被掏空；从历史谱系学的角度来说，春节之所以成为“春劫”，原因无非在于古老的节庆已经沦为无情的压迫，也就无怪乎当今媒体会集体爆发“如何躲避春节劫数”的指南文章。

　　从春节到春劫的嬗变之间，中国的乡土社会被强制性地推进了新时代的城市化运动，如同集体在祖国内部进行自我流亡，加速了古老的熟人社会的消亡，也催生了新型的陌生人社会。然而，这种迁徙流亡之于客家后裔而言，在空间的方向性意义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向性。

　　我的祖辈来到这片山水之地，是闽粤土客大械斗的逃难结局。在古老帝国下生存的客家形象，总是以躲进山林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脚本之中，唯有聚匿放逐于山林之间，方能逃离北廷帝力的追杀和摆脱南方土著的驱逐。在开山筑垒和耕读传家的族群意志下，由看山砍山的“客人”逐步演变成守山吃山的“家人”。在身份不断被废黜的历史长河里，在失乡与获乡的苦难血泪下，客家人终于在鼎革靖平的年代里摆脱了流氓的身份。一代新邦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城市化运动，再一次让“在山的里边”落脚生根的客家后裔再度涌动起来，“在山的外边”成了所有族群的时代想象。

　　这种迁徙与流亡的流氓意识，让客家的春节在历史长河里一直都像是被动改造的“变形记”。尽管族群聚匿，但终究逃离不了入乡随俗的改造命运。在整整两百多年的地域融合史下，客家的春节风俗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以至于自懂事以来就只能感受到春节的大一统化，甚至南北地域之间的冲撞与融合。更是由于电视时代的文化浸染，加之离乡打工的肉体搬运，古老乡村的人情社会遭遇了一代新邦的加速瓦解，春节成为熟人社会的最后一道光线。

　　在记忆之中，一九九五年是整座村落的历史节点，停滞的村庄开始了与时代的接轨，各种新奇事物走进了大山，春节也开始遭遇了第二重的改造。第一次的改造来自于客家与土著之间的百年融合，第二次的改造就在于乡村被无情抛弃之后，无论是客家还是土著都得背井离乡讨生活，无情地改造了春节的本来意义。

　　自小被熟人社会所压迫的童年记忆，在面对陌生人社会来临之时，似乎找到了第二种呼吸方式。负笈求学让我人生中第一次逃离了族群宗法的生活压迫，以至于我每年只在春节时期才回家一次。

　　在城市赚钱，在城市落脚，成为光宗耀祖的身份象征，如同在朝为官的帝国大僚终究需要衣锦还乡，一代新邦的农民们纷纷穿上了皮尔·卡丹，故意在山谷里按响奔驰的喇叭。作为走出大山的前两代人，春节是整座村落唯一一次能够在集体面前进行自我炫耀的最佳节点。

　　在前几十年，春节的回家，更多的是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族人散落，各自奔波各地所带来的离散，春节是维系族群关系唯一的也是最脆弱的方式，最终在“衣锦还乡”的暗自较量中变得极具压迫，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逃向了随时匿名的陌生人社会，最终在这个焦虑的盛世里，从自我返乡过年走向了家人入城过春节。这种反向迁移的潮流，或许正暗示着古老帝国的遗韵正在消散，或许也意味着新的游戏规则正在重组……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