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需要多些“林蔡之争”

　　Z博士

　　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的拐点上，应该是理论和思想迸发的时刻。而这种迸发，需要更多的争论。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发生了一场学术争论。

　　起因在于，两位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认识有一定分歧。林毅夫认为原因主要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而蔡昉则认为“人口红利”才是中国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

　　随着近日蔡昉专门在《比较》杂志上刊文回应林毅夫教授对其“人口红利”理论的批评，此事再次成为学界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这些年来，与林毅夫教授有关的争论多次发生。比如，201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的“产业政策”之争；2017年，围绕林毅夫团队给吉林经济发展开出的“吉林药方”，多名经济学者就此展开辩论。

　　林毅夫卷入的多场争论的主题，究其根本，都正是中国经济当下最为关切的问题，即政府与市场究竟应当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因此，其争论所受关注度之高，尤能体现社会对此问题的关切之深。

　　理论越辩越新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其理论研究深入的呼声不断升高。近些年来，许多人也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后，经济学家们就对于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增长“要素”进行了重新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学界也在不断反思，认为当前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已经难以很好地解释当下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经济和金融理论亟须一些创新。

　　因此，在这个节点上，中国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经验进行理论提炼，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经济学家的争论被扣上了所谓“中国理论与非中国理论”的帽子，使得争论还未完全展开，或展开不够，便被很多学理以外的因素干扰。而这种争论的“半途而废”或者“限于局部”，不但不会有助于中国经济提炼基于自身经验的理论，反而会有碍于真理的形成，遑论完善和成熟。

　　因为，充分争论才是寻找真理的重要途径。

　　关于市场是不是有效、政府该不该干预，历来是经济学中长期的争论焦点。实际上，拉长历史镜头，我们会发现，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上此类争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比如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多个流派的不断交替。

　　但随之而来的，不是更加混沌不堪的思想，而是在矛盾互攻中愈加理性的光芒。思想界需要的，不是谁说服了谁，从而让大家都不再有异议，而是不断创新的思维和见解，即使学人们针尖对麦芒。

　　中国需要更多的林蔡之争

　　我们可以看到，争论没有把谁“打倒”，而是使双方不断发展，变得越来越去芜存菁、愈发强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但赞成林毅夫与其他人、其他人与林毅夫或者其他人之间的争论，而且希望这种争论越来越多。

　　就如同此次，林毅夫与蔡昉两位教授虽然观点不相同，但都拿出充分论据和清晰逻辑，即使激辩，也没有陷入语言和逻辑的混战中。这样的辩论越激烈，带来的信息越充分，带来的思考越深刻。

　　经济不仅是理论的东西，尽管其中有许多有争议的因素，但都对社会有用。所谓“争议”，或许正是其难点和关键点所在。充分的争论，能让问题暴露得更充分，也能让思路检验得更充分。

　　反观当前，争论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有一些现象被理解和解释了，还有很多部分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和理解。

　　如果能在理性客观和扎实学理的基础上展开更为广泛、深刻的大讨论、争论，把所有逻辑都晒出来，必然能够更快更好地将当前经济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找到最高效的解决方案；也能够助益逻辑的缜密化，让真正经得起质问和考验的有识之士及理论范式脱颖而出。

　　更重要的是，有时候辩论双方也并非零和博弈的关系，更可能是相互弥补、相互支持的关系，一同为社会发展服务。

　　而一个成熟的社会，往往能够提供让大家充分探索性尝试的思想空间，从而孕育出不断完善成熟自我的个人和社会。

　　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的拐点上，应该是理论和思想迸发的时刻。而这种迸发，需要更多的争论。

　　□万喆（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