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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中国文学访谈录》 追问作家与现实的关系

2019年06月29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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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人,吉林长春人,报社主笔、独立电影导演、图片摄影作者,多年来,在杂志报纸和公众号上发表文字作品数十万字。其纪录电影《蝶变》(FROM CHRYSALIS TO BUTTERFLY)曾入围包括“第三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2007)”“第四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2007)”在内的多个电影节。
《一见》
作者:王逸人
版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年2月

  想到要为王逸人这本访谈录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才猛然发现,我已很久没读过当代作家的作品了,也许有两三年,也许更久。现在想想,之所以不读,有兴趣转移的原因,比如近来对艺术史颇着迷;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当代汉语写作的质量不满。

  在读这本访谈录时,我自觉从访问者王逸人的问题中读出了他的不满,不知道这是不是误读,但我想,他在书中频频将话题引向过往,与被访问者谈起当初,这即使不是对当下不满的结果,至少也包含了某种遗憾。因为回忆总已包含了对当下的判断,深情的回忆更是一种态度的表达,而这态度往往是悲观的,乐观的人会去畅想未来。与王逸人相比,我年纪更小,在书中大部分作家创作力旺盛或影响更显著的时代——八九十年代——还是个懵懂的小学生,没有看过多少文学作品。后来,中学和大学的阅读填补了这个空白,而那已经是一种事后的阅读,不是对当时当下文坛的阅读体验。但即便是凭这种事后的阅读,我也可以理解王逸人对于当初文学状况的那种回味的热情。

  你可以想象那种新的东西产生所带来的激动,诸多风格的野蛮生长,阅读中的兴奋和自由感,它会让人翘首盼望,仿佛正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在酝酿。虽然事后看来,这个进程像是被强行打断了,并没有足够伟大的东西诞生,并没有足够好的新局面展现,以至于还要有《一见》,还要怀念,还要听这些当年的文坛领军者说些含含糊糊的话,谈些“写作之道”。但我们可以因此理解这种怀念。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阎连科在很多地方说过一些差不多的话,说现实远远比文学更复杂,更荒诞,所以我们的时代理应是诞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但我总想问问阎先生,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出来亮相?为什么甚至没有伟大的预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位新时代作家在顺着光滑的道路一路向下滚去,还发出高潮般的兴奋叫声?正统文学也好,网络文学也罢,为什么都是那么一团死气,甚至在被写出来之前就已经死了?如果可以,我要对阎先生说,您的判断错了,现实并不复杂,现实也一点儿不荒诞,现实出奇的简单和乏味,复杂和荒诞都不意味着乏味,而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彻底乏味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话语显得苍老无力,新出现的毛头小子们的话语甚至都不能称之为话语的原因。现实太简单,它就像一堵墙,你们跳不过去,因为还没有一种跳墙文学诞生,即便有,它恐怕也是乏味的,毕竟,跳墙有什么好看的?我想,访问者王逸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反复地在提问被采访者时提及现实,追问作家们与现实的关系。

  现实过于简单,而要书写现实,就必须让简单以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变得复杂起来,这需要很多东西,最需要的是一双瞪视的眼睛。这双眼睛绝不回避那堵墙,不去搞什么墙体彩绘,也不试图轻飘飘地去越过它,而是盯着它,直到让墙上的每一个细小之处,每一道纹路都有了戏剧性。你不需要去体验现实,现实就在你自己身上,就在这里,你抬头就可以看见那高耸入云的墙头,但你需要仔细看它,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需要故弄玄虚,不需要寓言和神话,需要的是足够近的距离,是修辞的痛感,是哭声。

  回来再说这本访谈录,我认为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王逸人充满关切的提问和被访问者们的回答让我们认识到如今的文坛境况,认识到它的陈旧,其中的成熟与愤激都属徒然。我大可以赞美此书的文化关切,提问与回答的温文尔雅,出场人物的多种多样,再摘引几个有深刻之感的句子,感叹几句昔日繁华,今日风光,但那同样都属徒然。我想要尊重书中所涉及的所有人,因此才乖张地喊着:那简单现实的秘密还没有被发现,那痛苦还没有被喊出来,那哀歌还没有人唱过,而此书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空虚。

  □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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