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克文：中国思想界对韦伯思想有哪些误读？

　　尽管马克斯·韦伯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深远，但目前市面上韦伯的中文译本质量参差不齐，译者对韦伯相对欠缺了解。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浙江大学兼任教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的译者阎克文。他认为，韦伯的中国研究透过二手资料进行，使用材料上存在问题，但一些中国学者对于韦伯的理解同样存在牵强附会的情况。韦伯最伟大的先见之明，在于他确认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性质。价值多元化就意味着价值之间的不协调甚至不可调和的冲突，如今理性化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反而越来越变成一种无理性的力量。

　　新京报：韦伯作品的翻译，直接影响到中国读者对韦伯思想的理解。你在多年之前就曾发文专门讨论韦伯译著翻译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时至今日，国内出版业对韦伯作品的翻译情况有没有得到改善？

　　阎克文：可以说目前市面大部分的中译本的译者，对韦伯的了解还比较欠缺。韦伯的著作的特点是，每个句子里包含的知识密度和思想密度都非常高，句子前后的逻辑关系也很紧密，翻译稍有不慎，就会颠覆句子的前后语义。

　　有些译本仅仅停留在于语言层面的翻译，对韦伯思想和理论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这种现象在韦伯思想刚刚进入中国之时最为普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就是比较典型的案例。最近我在授课时带领学生阅读《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比对多个中译本之后，仍然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版本。

　　韦伯翻译质量的欠缺，也受到外在的客观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如今市面上95%以上的中译本都翻译自英译本。据我所知，能从德文直接翻译韦伯的中国译者屈指可数。韦伯的著述庞杂浩繁，德文版的韦伯作品集已经编有六十卷，还在不断地更新。相较而言，翻译自德文的英译本现今只有二十卷左右，远远无法囊括韦伯全部的思想和研究。英译本的选择性翻译，给中国读者造成了阅读上的障碍，无法一览韦伯学说的全貌，所以对韦伯学说常常出现误读和曲解。

　　新京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儒教与道教》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传统与现代的大讨论。不少研究人士也指出，韦伯对中国文化存在很多曲解和错认。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

　　阎克文：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韦伯对材料的使用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韦伯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受到了很多道听途说的影响。他不懂中文，也没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研究都是通过二手资料进行的。在基础条件欠缺的情况下，他能做出如此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已经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了。

　　但是我也要指出，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采用的方法论路径，到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能够把握得住。有些学者根据韦伯的理论，很生硬地把儒家伦理和新教伦理相提并论，这类牵强附会的情况发生得很多。韦伯的用意不在于此，韦伯只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儒教和道教环境，没有产生类似新教伦理环境的行为系统。他只是从一个完整的理性化程度的伦理系统，分析不同因素对人的行为系统产生的杠杆作用。

　　韦伯把儒教与道教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用意并不在于强调儒教与道教是否属于西方规范意义上的宗教，而只是当作一种可以跨文化比较的观念系统。一些中国读者没有把握住韦伯的方法论，所以派生了不必要的焦虑情绪。中国没有新教伦理，那么资本主义如何才能自发地产生呢？这种焦虑的产生背后其实是对韦伯思想比较肤浅的理解。

　　新京报：韦伯一生都在关注现代性及其随之而来的问题。阅读韦伯，对中国读者思考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及处境会有什么启发意义？

　　阎克文：韦伯最伟大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他确认了现代性的性质，这个命题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属于整个人类。放眼望去，你可以得到无数的经验证据来证实，现代性的核心表现就是价值的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就意味着价值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而价值冲突往往都是不可调和的，这就是现代性的基本性质之一。

　　理性化在价值多元的背景下，反而越来越变成一种无理性的力量。它不仅窒息或者约束人格，扼杀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下去甚至会扼杀一个群体乃至共同体的自由意志。这几十年西方那种层出不穷的政治正确，就扼杀了许多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韦伯的另一个先见之明就在于他反复强调了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的客观性问题。这个客观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一种客观性的思想训练和知识训练，能够超越价值分裂和价值分歧，从更高的层次上去做出我们的选择。这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不是简简单单的事，而是需要长期的、靠谱的思考训练，关键是操作，因为价值多元的背景会导致价值冲突带来的成本无限放大。

　　这种客观性不是和稀泥，也不是随意的折中，而是尽可能对我们生活现实中的各种要素及其可能的因果关系，做客观性的观察和判断。这样在我们进行选择的时候，才有可能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责任”这个词，在韦伯的心目当中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当下价值多元的现代性困境，无论是政治家、学术研究者还是普通人，如果你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僵硬，你对公共生活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韦伯所强调的客观性训练，极大地有助于培养公众的责任心。我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一种不竭的思想资源。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