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的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兰”，她们是一群可以自由“从军”的人——按照从前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变得更优秀，成为“多面手”，从而与旧时代处处受限的女性贫弱状态划清界限。

　　花木兰，意味着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男女都一样”。在花木兰的语境里，则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成为报效国家的女英雄。这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典型的女性状态，一方面，这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去性化”的性别文化，更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过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状况：“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戴锦华语）

　　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指出，当代中国女性可能没有花木兰幸运。显然，“当代花木兰”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政治已经发生了转移。不过，花木兰式的精神性别困扰，对于女性来说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多样。

　　在我们的时代，自然属性变得不再稳定，性别二元论频繁遭遇理论上的颠覆，这带来的是一种“花木兰式”的自我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要像男人一样，又要成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层面，透过今天的生殖技术，花木兰还拥有了成为跨性别者、成为酷儿的自由。整体而言，当代人经历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性欲与生育的分离，这种分离既带来进步的错乱，也包含历史的重负。

　　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涌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何为女性”进行了更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形成的”；安托瓦内特·福克坚持“人生而为两性”；朱迪斯·巴特勒则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别框架，进入多元化的性别。此外还有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等人复杂、多重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女性主体。这些理论富有洞见且眼花缭乱，但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性别解放运动中，却同样出现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换了女性性别化身体的情况。

　　一些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把磨平差异的主张看作是“开明”或“解放”。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被看作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叶雯德在《英美平权运动转向“封杀文化”，我们需要怎样的性别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生理差异是不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为什么一些刚强、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反而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问法，花木兰那样刚强、独立的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花木兰在努力“成为男性”，她也有厌女症吗？按照上野千鹤子的说法，厌女症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男人表现在对女性的蔑视；女人则表现为一种自我厌恶，是一种女性对女性、女性对自己的压抑。在花木兰的故事里，女性的压抑如同幽灵。

　　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花木兰从军”这个故事和人物（身体）的看法。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几个蒙太奇就变身为“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儿状态。有谁还能真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这种真实的困境，在历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实地发生过：抗战胜利后，战友们难以或不愿接受“花木兰”的女性身份（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女性自我压抑的现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来自社会不平等导致的屈从地位，是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指出的父权制对女性压抑的残留。另一方面，在当下，即便女性脱离了屈从的社会地位，得到经济自主和社会认同后，却仍然频频感到个性上的压抑。这种压抑，是一种典型的花木兰式的压抑：女性残余情感和个性被压制、无视或蔑视，因而在卸下社会身份时对突兀的自我感到羞耻。如叶雯德指出，她们“都想要用自我规训的方式否定无法交换的情感，以建立出一个刚强的、独立的主体性格，结果也同样造成情感的压抑、禁欲主义和对私人情爱生活的羞耻感。”

　　对于“当代花木兰”来说，这是一个女性崛起的时代，是“她经济”勃发的时代，是大声疾呼权利和进步的时代，但性别差异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仍给女性的心灵留下幽深的空洞，男性处在这个问题的边缘或外部，而“花木兰们”需要秉着真正的自我解放精神深入其中去改变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