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业对外资开放，“双循环”应有之义

　　■ 社论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会点上，改革与开放的比翼双飞、耦合作用，必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最强的原动力。

　　“全面开放一般制造业，有序放开电信领域外资准入限制。”3月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的一番话，引发关注。

　　扩大开放、大幅度放宽内外资市场准入，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基性命题。

　　这其中，如果说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是画龙，有序放开电信业外资准入限制则是点睛。电信业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又是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根基。有序放开电信业，预示着我国正在用更加开放的姿态构建新基建的发展方略，也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在电信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5G网络覆盖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在电信领域分工市场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当下，有序开放国内电信，让外资等企业分享中国日益浑厚的电信市场、数字经济市场，也很有必要。

　　这不仅可以有效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推进我国电信市场的快速、高效发展，还可借助我国深厚的电信市场根基，融入国际电信市场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用切实的开放姿态，身体力行公平地维护国际自由贸易。

　　当然，有序放开电信业外资准入限制，更多的是我国向世界展示“开放中国”的象征意义。如何做好其中的功课，无疑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共识”，但“共识”要想变成可信的“允诺”，还需要下更大的力气。

　　以电信业为例，在传统电信业务受到新兴社交通讯公司冲击的当下，目前三大运营商缺乏看得见的新利润增长点。而随着5G网络的布局，三大运营商不得不大规模举债扩展业务。

　　这很大程度源自市场准入垄断保护带来的企业惰性。毕竟，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正在蚕食运营商的传统业务，而运营商却无能为力的现状，与运营商在体制机制上的不灵敏和市场敏感适应能力不足，不无关系。当此之时，发展电信业，唯有加快国企改革，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

　　此外，也要允许各种形式的企业以股权为纽带，实现真正意义的市场化混合所有制。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国企的高负债率，还有助于在体制机制上为国企注入活力，使国企真正成为市场化主体，从而扫除全面开放的障碍。

　　与此同时，电信业发展，也需要数字资产确权的制度性保障。当前处于新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数字经济为主的新基建，成为了经济中最大的亮点之一。数字经济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规范问题，又尤其是产权规范。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驱动因素，就是产权的确权。唯有合乎公理的数字资产确权，以数字经济为主的新基建才能行稳致远。否则，数字经济将面临复杂的数字产权困境，即若拥有数字产权的市场主体，对底层数字资产缺乏控制权，也无法控制其质量。

　　为此，将数字资产层层剥笋到最底层的行为人和生物特征拥有者，将其产权确权给这些行为人和生物特征拥有者，并明确其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和最终索取权等权益边界，数字经济才能真正健康发展。否则，数字很难真正产权化，数字经济始终祛除不掉去伪存真的困境。

　　总之，包括电信业有序放开准入限制在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正在为市场主体提供海阔任鱼跃的宽广舞台、助力“双循环”；不断深化的各领域改革，正在为开放注入可信允诺，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会点上，改革与开放的比翼双飞、耦合作用，必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最强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