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 那道高考物理题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8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

　　吴岳良 男，1962年2月出生，江苏省宜兴市人。理论物理学家，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副校长吴岳良仍然记得43年前的一道高考题。那道结合了电学和力学的物理难题，连老师都拿不准答案，但他做对了，取得了全县最高的物理成绩，考上了南京大学物理系，由此开启了他的物理人生。

　　吴岳良主要从事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以及宇宙学的研究，是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首席科学家。他回忆说，在南京大学上选修课时，自己就对粒子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激励他跟随最好的老师，学习和研究最前沿的领域。

　　新京报记者 张璐

　　1977年提前“感受”高考

　　新京报：1977年得知高考制度重新恢复时心情如何？

　　吴岳良：我1962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太平村。村里只有小学，中学在镇上，每天上学来回要走15里路，风雨无阻。

　　1977年得知有机会高考，大家很兴奋。我当时不属于应届生，但学校可以推荐优秀生去参与考试，我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后考，我父亲说要考就考北大和清华，我就填了这两个志愿。

　　新京报：还记得1978年真正参加高考时如何备考和填报志愿吗？

　　吴岳良：第一次上考场时我毫无压力，但正式参加高考就不一样了。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

　　当时还没有意识到高考可以改变人生轨迹，但我仍然认真备考。那时的教材非常简单，我就找一些资料自学。老师也积极帮我们复习，拼命想把他们所有的知识都给我们讲清楚。

　　新京报：考试难度怎么样？

　　吴岳良：我记得语文考卷很难，我们班只有两个人语文考了及格，我是其中之一。

　　有一道电学和力学结合的物理题，我和其他同学对答案，基本上没人跟我一样，老师也觉得可能是我做错了。那道题20分，我算总分时想，如果这道题我答对了，考上南大没问题。后来证明那道题只有我做对了，我的物理成绩在全县是最高的。

　　新京报：是否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的场景？

　　吴岳良：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得比较晚，父母和我都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甚至想过，是不是因为我生过病身体不好，所以没被录取。后来我在田里干活时，别人告诉我通知书到了。

　　我考上大学在村里和镇里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受到激励、有了信心。我的两个弟弟后来也考上了大学。

　　师从“两弹一星”元勋钻研物理

　　新京报：大学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吴岳良：南京大学的老师很好，有这么好的师资资源，我一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总有一种知识是学不完的感觉。

　　南大教学楼晚上10点关灯，但有两个平房11点关灯，我们就到平房去抢位置，争取多学一个小时。

　　此前我的英语成绩不好，到了大学我从早到晚背单词、补短板，还学了俄语作为第二外语。

　　南大最早实行学分制，我每个学期修了好多学分，按照学分，我至少可以提前半年毕业。我还选了多门选修课，我对粒子物理感兴趣，也是因为上了选修课。当时我和77届的学生一起选修，他们比我早学了半年，后来一起参加考试，我考了第一名。

　　在南大，我们见过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先生、核物理专业“元老”施士元先生，他们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大多数都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新京报：毕业后为何选择考中科院的研究生？

　　吴岳良：大二时老师曾经和我们讲，中国最前沿的学科就是理论物理，最好的科学家都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毕业时我父亲也鼓励我往北京考，去最好的研究单位，跟最好的老师学习。所以我毕业时选择报考理论物理所。

　　新京报：1982年到理论物理所后，你跟随“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攻读硕士和博士，他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吴岳良：理论物理所比较开放，来了之后还可以进行师生互选。我选择周老师后，他要面试我，我以为会考一些难题，还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他一道题都没有考我。

　　周老师问我为什么选理论物理，还特别提到，做理论物理是要吃苦的，国际上做得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是没有周末的。他要我坚持下来，要有奉献精神。这些教诲对我日后从事研究工作有着深远影响。我们从事的是最前沿的、最基本的问题研究，探索的是自然界的未知世界，所以我也是越学越有兴趣。

　　新京报：对于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你有何期待？对他们未来读大学有何建议？

　　吴岳良：和我们那时候相比，现在的考生学的知识足够多。希望他们不用太紧张，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考出好成绩。

　　中学阶段，要学会如何掌握知识；大学阶段要扩展知识面，主动学习，学会应用知识；到了研究生阶段，要学会创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