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兀鹰飞过城市》爱与现实的直面

　　致敬辞

　　从1982年到2019年，诗集《兀鹰飞过城市》撷取宋琳近四十年创作中的精华，成书仅三百页。但在这极为有限的篇幅中，是诗人丰厚的生命感悟和无限的精神广度。作为“灵魂的私人侦探”，诗人在动荡漂泊的生活中辨认复杂繁复的自我，冥思永恒的时间与死亡，体味必然的孤独与忧郁；作为“异乡者”，诗人则携带着痛苦与伤口，播撒对他者的爱的同时，直面现实，呼应着米沃什、卡夫卡们的困境，而最终，诗人用缓慢却坚定的步伐，指示出“精神原乡”的方向。

　　我们致敬《兀鹰飞过城市》，致敬它在诗艺上的精致、优雅与平衡，主题上的丰富、深刻与尖厉；我们更要致敬诗人宋琳，致敬他在变动不居的社会语境中，对诗和诗性的坚守，对诗之纯洁性和高贵性的维护，以及他对“重负”的主动承担。他漫长的写作历程向我们展现出一种稀有的精神上的高度和勇气。

　　答谢辞

　　我的诗选《兀鹰飞过城市》获“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这一荣誉几乎立即转化成了对我个人未来写作的压力。我了解诗迫而成的道理，所有的屈辱、丧失、痛苦都是天赋的一部分，都为了成就一首诗。荣誉也是命运的礼物，但诚如先哲所言，它“不可多得”。荣誉是肯定，而真正的创造力来自否定，给作品署名的最好永远是一个无名者。

　　历代伟大的诗歌滋养了我，写作是一种回报，而我在缓慢的成长中写下的，可以称为精神祭品的东西，在全部作品中占有多大比例我自己并没有把握。我说过：诗是个人的事情，又不是个人的事情。就超越个人性这一方面而言，诗是无止境的，因而那首被称为“诗”的诗也永远不会写完。——宋琳

　　采访

　　这本书

　　新京报：这本诗集在分辑上很有意味，以你先后居住过的地点上海、巴黎、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大理来划分。在国外各地的流徙经历和您的诗歌写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宋琳：六个地点仿佛骰子的六面、卦象中的六爻，暗示着我人生的变动不居。当然，这样分辑在形式上也有私人制图学的意味，坐标清晰，容易辨认。在诗集的跋中我写道：“但愿我在流徙中的文化差异性体验多少提供了某种陌生”，然而，不同文化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同源。异域经验拓宽了我写作的边界，发现诗在任何地方都能生长也许是途中最大的秘密。

　　这个人

　　新京报：你十二三岁就已经在写诗。回看自己如此漫长的写作历程，你会怎样概括？

　　宋琳：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喜欢上诗歌，最早的涂鸦得到我父亲的称许，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我决定要做一个诗人。不过，我诗歌的学徒期应始于大学阶段，还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习作。现在我觉得，太早成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尤其不能为发表而写作。我接受的影响来自诸多方面，我希望能将它们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从接触诗歌到现在也许不算短，而我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似乎还在唱天真之歌，这证明我是相当晚熟的诗人。

　　这一年

　　新京报：你在视频中提到诗歌在面对疫情时“应当”起到的“安慰心灵”的作用。在你看来，除此之外，面对疫情或类似的困难时期，诗歌还应该做到什么？

　　宋琳：诗歌继续存在说明它有理由存在。文明发端以来，没有哪个时期人类不需要诗歌，即使在最黑暗的阶段，诗歌的薪火也未曾被扑灭。诗歌理应给弱小无助的心灵送去温暖，因为无论是疫情还是别的形式的区隔、威胁、不公，都是诗歌需要关注的。我说的安慰力量是就人的整体境况而言，而在一个特定时代，诗人的勇气可能比审美趣味更重要，我指的是忠实于真实感受的勇气，见证的勇气，因为诗人作为个人，是受雇于他者和历史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