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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鹰飞过城市》爱与现实的直面

2022年01月14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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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 1959年生于福建厦门,现居大理。著有诗集《城市人》(合集)《门厅》《雪夜访戴》《口信》《宋琳诗选》《星期天的麻雀》(中英)等;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俄尔甫斯回头》。
《兀鹰飞过城市》
作者:宋琳
版本: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致敬辞

  从1982年到2019年,诗集《兀鹰飞过城市》撷取宋琳近四十年创作中的精华,成书仅三百页。但在这极为有限的篇幅中,是诗人丰厚的生命感悟和无限的精神广度。作为“灵魂的私人侦探”,诗人在动荡漂泊的生活中辨认复杂繁复的自我,冥思永恒的时间与死亡,体味必然的孤独与忧郁;作为“异乡者”,诗人则携带着痛苦与伤口,播撒对他者的爱的同时,直面现实,呼应着米沃什、卡夫卡们的困境,而最终,诗人用缓慢却坚定的步伐,指示出“精神原乡”的方向。

  我们致敬《兀鹰飞过城市》,致敬它在诗艺上的精致、优雅与平衡,主题上的丰富、深刻与尖厉;我们更要致敬诗人宋琳,致敬他在变动不居的社会语境中,对诗和诗性的坚守,对诗之纯洁性和高贵性的维护,以及他对“重负”的主动承担。他漫长的写作历程向我们展现出一种稀有的精神上的高度和勇气。

  答谢辞

  我的诗选《兀鹰飞过城市》获“2021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这一荣誉几乎立即转化成了对我个人未来写作的压力。我了解诗迫而成的道理,所有的屈辱、丧失、痛苦都是天赋的一部分,都为了成就一首诗。荣誉也是命运的礼物,但诚如先哲所言,它“不可多得”。荣誉是肯定,而真正的创造力来自否定,给作品署名的最好永远是一个无名者。

  历代伟大的诗歌滋养了我,写作是一种回报,而我在缓慢的成长中写下的,可以称为精神祭品的东西,在全部作品中占有多大比例我自己并没有把握。我说过:诗是个人的事情,又不是个人的事情。就超越个人性这一方面而言,诗是无止境的,因而那首被称为“诗”的诗也永远不会写完。——宋琳

  采访

  这本书

  新京报:这本诗集在分辑上很有意味,以你先后居住过的地点上海、巴黎、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大理来划分。在国外各地的流徙经历和您的诗歌写作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宋琳:六个地点仿佛骰子的六面、卦象中的六爻,暗示着我人生的变动不居。当然,这样分辑在形式上也有私人制图学的意味,坐标清晰,容易辨认。在诗集的跋中我写道:“但愿我在流徙中的文化差异性体验多少提供了某种陌生”,然而,不同文化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同源。异域经验拓宽了我写作的边界,发现诗在任何地方都能生长也许是途中最大的秘密。

  这个人

  新京报:你十二三岁就已经在写诗。回看自己如此漫长的写作历程,你会怎样概括?

  宋琳: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喜欢上诗歌,最早的涂鸦得到我父亲的称许,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我决定要做一个诗人。不过,我诗歌的学徒期应始于大学阶段,还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习作。现在我觉得,太早成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尤其不能为发表而写作。我接受的影响来自诸多方面,我希望能将它们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从接触诗歌到现在也许不算短,而我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似乎还在唱天真之歌,这证明我是相当晚熟的诗人。

  这一年

  新京报:你在视频中提到诗歌在面对疫情时“应当”起到的“安慰心灵”的作用。在你看来,除此之外,面对疫情或类似的困难时期,诗歌还应该做到什么?

  宋琳:诗歌继续存在说明它有理由存在。文明发端以来,没有哪个时期人类不需要诗歌,即使在最黑暗的阶段,诗歌的薪火也未曾被扑灭。诗歌理应给弱小无助的心灵送去温暖,因为无论是疫情还是别的形式的区隔、威胁、不公,都是诗歌需要关注的。我说的安慰力量是就人的整体境况而言,而在一个特定时代,诗人的勇气可能比审美趣味更重要,我指的是忠实于真实感受的勇气,见证的勇气,因为诗人作为个人,是受雇于他者和历史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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