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前无惧艰险逆行 用笔和镜头传递力量

　　“我现在是在成雅高速路的入口，这也是通往雅安灾区的必经之路。”“现在是下午3点30分，我所在的位置是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对于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心记者颜葵来说，在一线报道灾情是她的工作常态，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北京暴雨、武汉疫情……颜葵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报道。

　　昨日，颜葵荣获2022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与颜葵一起赴武汉的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王劲清谈及同事时说：“虽然她的年龄在我们（记者团）中间是比较大的，但是一点都看不到她的懈怠，她对生活的热情、对工作的执着，都值得我们学习。”

　　多次奔赴一线采访

　　新京报：在2020年初武汉疫情的报道中，你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颜葵：2020年1月27日，一支136人的北京市属医院医疗队驰援武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4名记者也随医疗队赶往武汉。

　　到武汉后，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尽全力满足北京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需求。当时没有太多计划，医护人员和媒体工作者都很忙，都是一边走一边探索。我们主要是跟着北京医疗队，他们也是一点点探索工作，我们想更多地记录他们与时间赛跑、抢救危重症患者的情况。

　　当时疫情刚开始，医院还没有做到应收尽收，一些小区也没有封闭管理，所以随处都有可能碰到感染者，危险是比较大的。但我们想尽办法，每天进行更新报道，通过各种方式来丰富新闻报道，向公众传递更多消息，也让大家树立起信心，共同战胜疫情。

　　新京报：玉树发生地震时，你是在三亚突然接到报道任务的，当时是什么情况？

　　颜葵：当时我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出去度假，刚飞到海南，吃了早饭，就接到火箭军政治宣传部的电话，说他们的部队要去玉树救灾。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们曾在北川一起奋战，所以他们想到了我。

　　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说“去”，于是我拿着家用DV就去了。当时通往玉树的交通都中断了，我从三亚到长沙，再从长沙辗转到西宁，最后跟部队会合后，开着一辆车就上去了。

　　赶到西宁时我穿着短袖，当时玉树还在下雪，我就从部队借了件军大衣，开始报道工作。

　　无暇顾及个人安危

　　新京报：作为一线记者，和其他“逆行者”一样，你也在“逆行”。工作中多次前往灾难现场，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全？

　　颜葵：每一次出发，都没有时间去想自己会怎么样，更多的是想怎么到达第一现场，到达第一现场之后，怎么能把现场的情况、画面、受灾情况、感人的事迹给呈现出来，很少去想自己会面临的危险。

　　但在灾区会很容易遇到危险，像在汶川，我当时在县城里，而堰塞湖有可能溃坝；在舟曲，我从崖上摔下来；鲁甸地震，当时我们在直播，突然山顶上被震松的石头往下滚，有一块石头就砸到了我的安全帽。

　　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当时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后果：如果当时我要没戴安全帽，石头从那么高的地方滚下来，它的冲击力可能会把我的脑袋砸出一个窟窿。

　　只有在报道任务完成之后才能静下来，再回想这些事情。像在汶川堰塞湖，那么多救援人员、官兵、寻找亲人的受灾群众，都在这个县城里，但当时大家都没有提前准备应该怎么远离危险，现在想想，要真的溃坝了，谁都跑不出去。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太多时间去考虑这些的。

　　记录、见证是责任和使命

　　新京报：记者是随时要出发，奔波在事件现场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工作状态？

　　颜葵：突发事件发生，或者接到一个电话，记者就要到现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新闻是随时发生的，不是提前安排好的，随叫随走，新闻记者就应该是这样。

　　新闻是随时更新的，就算我们不去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在北京也是随叫随走的工作状态。我的同事每天24小时待命，遇到事件都是连轴转，没有考虑那么多，这是新闻一线工作者的常态。

　　新京报：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一般会如何应对？

　　颜葵：采访当中经常遇到问题、难题，特别是我们早期做调查新闻的时候，前些年社会治理不像现在这么好，采访当中会有被推推搡搡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每拿到一个选题，作为调查记者，想得更多的是一点一点、抽丝剥茧一样把事件给呈现出来。遇到困难时，会越挫越勇，更想把完整的事件给揭露出来。

　　新京报：作为一名记者，多次前往灾区，你为什么想把这些故事带给公众？你怎么看待自己工作的意义？

　　颜葵：在大灾大难面前，有很多逆行者，很多人在付出。包括这次疫情，有那么多人在逆行而上，坚守在一线。

　　我们国家的精神就是这样。大家平时可能都会有小的摩擦、怨言，但当国家、人民真正需要的时候，谁也不会退缩，都会想尽力为国家、为身边的人去做点什么。

　　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在这个时候，笔、镜头、我们的声音，也是一种力量，我们能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共同战胜困难。另外，作为新闻工作者，记录、见证历史本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新京报记者 王景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