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记者见面会，邀请了5位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介绍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认识等方面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京报记者 裴剑飞
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三场记者见面会。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日本籍八路军老战士小林清之子小林阳吉
一个民族的反省远比另一个民族的宽容更重要
小林阳吉表示，他的父亲小林清原来是日本侵华派遣军独立混成第五旅团的一名士兵。1939年他来到中国，在青岛登陆，驻防在胶东半岛。1940年，他在和八路军作战时负伤被俘。被俘以后，他陷入绝望，曾经逃跑过，但在被俘期间，他的亲眼所见和感受到的情况却让他的心态发生了转变。
“我父亲感到八路军没有把他当作敌人对待，而是给他充分的自由和平等，尊重他的人格。后来，他还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受到了教育和感化，世界观得到了根本改变，明白了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为了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让日中两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沿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小林阳吉说。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思想反省》，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1944年7月23日的大众报上。”在记者见面会上，小林阳吉带来了这张报纸的复印件。“我的父亲渐渐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出了名，山东军民见到他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日本八路’。此后他就和中国人民一道投入抗日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还多次在报纸上撰写文章。”
小林阳吉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数千年的传统友谊，但是谁也不应该忘记两国关系史上曾有过侵略和被侵略的残酷岁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理应公之于世，让人们牢牢记住。一个民族的反省，远远要比另一个民族的宽容更加重要，一个勇于反省的国家，才能得到世界的尊敬。
●援华抗战的法国医生贝熙叶之子贝石涛
父亲始终坚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我的父亲1913年就来到中国，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40多年的时间都会在中国度过。”贝石涛说，贝熙叶来到中国的首要职责就是投身中国医疗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担任过法国在北京设立的圣米歇尔医院院长，其间他要求扩建医院，以便能够救治更多的中国病人。而在当时，北京的很多外国医院都拒收中国病人，贝熙叶认为这很不公平。
贝熙叶在北京西山修建了一所私人宅邸，也就是“贝家花园”。后来他把“贝家花园”改建成一个诊所，免费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
早在1931年日军入侵满洲时，贝熙叶曾目睹日军的暴行。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深感震惊。卢沟桥事变后，他第一时间赶往前线救治伤员。他在写给生活在北京的法国友人信件中提到，他救治过逃亡到北京的一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对日本人的暴行深感愤怒，认为这不可接受，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理所当然。
贝石涛说，他的父亲把“贝家花园”改建为一个临时救助所，在这里参与组织救治、运送重症伤员。后来还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提供支持，一开始还能够驾驶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穿越日军封锁线，利用自己法国公使馆医官的身份打掩护。但后来随着战争形势趋紧，汽油成了管控物资，贝熙叶又义无反顾改用自行车运送药品。
“我的父亲当时已是71岁高龄，往返于城里住所和西山之间，为抗日根据地秘密运送了一大批药品，甚至包括无线电电池等。”贝石涛表示，可以说在中国抗战期间，他的父亲始终坚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帮助中国人民击退日本侵略者。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飞虎队”的名字是中国人取的
“30年来，我们资助了超过500名飞虎队老兵来到中国，足迹遍布12个省份30多个城市。每次飞虎队老兵来中国，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光荣。这次来中国，我也倍感荣幸。”杰弗里·格林说。
他表示，1941年12月，也就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几天时间里，飞虎队队员飞赴中国开展战斗。陈纳德将军当时是中国空军的顾问，他邀请了100多位美国飞行员志愿参军，在缅甸开展训练，当时名叫“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陈纳德将军派遣了2个战斗机分队飞赴昆明，保护滇缅公路，击落、击伤了多架日军飞机。日军飞机被击落，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飞虎队这个名字就是中国人民给这些美国飞行员起的，他们认为飞行的老虎是不可战胜的。”杰弗里·格林说。
1942年4月，美军开启了袭击东京的“杜立特行动”。完成任务后，美军飞行员在返航途中，由于油料不足，在中国东部跳伞，有64名美军飞行员跳伞后被中国老百姓救起。此后，日军发起军事行动，屠杀了25万中国平民。
“他们要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如果敢救美国人，后果就是杀无赦。但在此后三年里，一旦有美国飞行员在敌占区被击落或者迫降，只要没有立即落入日军手中，总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营救。”杰弗里·格林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如此持续而坚定地为来自异国的战友舍生忘死。
●“京腔老外”柯马凯
和平尤为珍贵，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争取和平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我父亲1936年到西班牙加入了国际纵队，1938年来到中国，1942年回到英国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战后又回到中国。我的母亲生在中国，去加拿大学习以后，1938年回到中国，在后方参加了乡村建设和工合运动。1942年他们在中国相遇，后来相爱，我就出生在北京。”一口流利京腔的柯马凯说。
工合国际是1939年在香港成立的一个组织，宋庆龄是名誉主席。工合国际在抗战期间，组建生产合作社，办医院、学校等。柯马凯现在担任着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现在工合国际的主要工作是乡村帮扶和国际民间友好交流。
柯马凯表示，自己在北京长大，从小接触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故事。他的母亲那时候在贫困山村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父亲在美国当过工人，他自己也曾在中国和英国当过工人，这种人生经历让他贴近劳动群众。这也让他认识到，战争中最受苦的就是老百姓，和平尤为珍贵，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争取和平，避免百姓受罪。
●苏联元帅崔可夫之孙尼·弗·崔可夫
有人试图抹黑和歪曲历史，但历史不容篡改
“我们知道，俄中两国人民都为了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牵制大量日军，那么苏联就不会抵挡住纳粹军队的进攻。可以说，中国人民为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尼·弗·崔可夫说，虽然现在世界上有人试图抹黑和歪曲历史，但历史不容篡改。
他介绍，自己在学校讲历史，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俄中友好和人民友谊。“我给小朋友们讲述中国经济奇迹，让他们开了眼界，也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开始认识中国，选择学习汉语。”
